从《诗经》时代开始，“诗”这一文学体裁涌现了大量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学领域，还对家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著名的诗人往往经历坎坷，其作品也以“忧愤”居多。难道真的像赵翼所说的那样，“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令诗人诗作成名的，真的是因坎坷的经历而生出的“悲愤”吗？
“不平则鸣”的诗学传统，诗歌创作的背景有讲究
“不平则鸣”的说法是韩愈、柳宗元提出来的，他们对此说得很明确。
比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当中这样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是说，为什么人要创作诗文呢？那是因为遭遇到了“不得已”的事情，或许是精神上的困顿，也或许是现实中的穷途，于是只能诉诸文字，或歌或哭，用以消解胸中块垒。
柳宗元的意思与之相似，都是在说创作诗歌时，作者的状态和作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种论调虽然在中唐才正式形成，但是在前后的时代里都能找到类似的理论。
比如之前的《诗经》时期，《毛诗正义序》当中论述过“诗”的作用：
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
再比如之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言：
忧思感愤，愈穷则愈工。
不论是“怨刺”之说还是“穷而后工”的理论，和“不平则鸣”都是同样的内涵。
换句话说，诗歌在创作之处便有目的，它是为了抒发诗人内心的“不平之气”。那么，这股“不平之气”由何而来呢？自然是现实中的“不幸”遭遇。
所以，诗人心中的“悲愤”是激励其创作的动力之一，那么在这样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就带有情感的倾向性。
像屈原之所以作《离骚》，那是因为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和绝望；李白之所以作《将进酒》，那是因为对于被贬谪之后的落寞和伤怀。
于是，现实打击特别巨大的时候，往往能让人的心情最为激荡，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方式。所以在诗歌创作的时候，情感和辞句就显得尤为激烈。
蕴含着情感倾诉的诗歌作品，带有悲愤的情绪色彩，如果质量极佳，自然就会被后世称颂。
那么可以想见，诗人在这样背景下创作的诗歌，因为需要找到和他们能产生共鸣的读者，来倾诉自己的悲愤情绪，所以在诗歌“感染力”上就会下足功夫。
除此之外，快乐往往是一瞬间的惊喜，而悲愤却是长时间的不断积累。
这也就意味着，在“悲愤”状态下创作诗歌的酝酿阶段要更长一些，或者可以说“腹稿”的琢磨时间更久，辞句的打磨更为细致。
那么，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诗歌自然就要更为精致一些。
这在很多诗人的身上都有表现，无论古今中外。
比如杜甫对于战乱时期的抒写，往往是其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的回忆，回想当时的遭遇然后落笔成诗；
而西方很多知名作者，虽然说自己的成名作是一气呵成的，但从被发现的手稿上来看，存在着大量的修改痕迹。
“不如意事常八九”的社会共态，诗歌的鉴赏并不公平
说过了“诗歌创作”的方面，还要来讲讲“诗歌鉴赏”的原因，这两部分是诗歌成名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首诗歌要想成为传世名作，那么除了创作者水平要达到一个合格的标准之外，与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有直接关系。
而一首“诗歌”要能打动读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产生“共鸣”。
诗人虽然在创作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怀，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但是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某一个“诗人”所独有的。
比如说，屈原的怀才不遇，而现实生活里也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也有这样的感慨，比如科举落第、仕途贬谪，甚至当下里自己的工作不被认可，这些都能从屈原作品当中得到抒发。
再比如，杜甫的感时伤乱，亲身经历过兵荒马乱时期的人们何止千千万万，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争，那总听说过战争的凄惨，有着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这些都会在杜甫作品里找到依托。
说到底，没有人会关注某一个诗人都经历了什么，读者关注的是他会从这些诗歌中读到了什么，是否自己也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
无论是在某一个时代中，还是在整个历史上，个人的悲欢是微不足道的，群体的情绪才是大众所关注的事情。
如果读者能从一位诗人的作品中读到自己经历过的相似情况，那么自然就会产生认同感，这就是所谓的“共鸣”。
“共鸣”可以极大地拉近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认为他与作者是同类人，于是有了进一步了解其经历的欲望。
那么，思考一个问题，人生在世，是欢乐的场景多还是不如意的事情多？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是生活的常态，人们都希望别人分享给自己的是喜悦，没有人愿意倾听没完没了的抱怨。
那么，这些情绪要从哪里宣泄呢？
会写诗的人需要找一些倾诉对象，于是诉诸文字，将自己的经历抽象出一个共性的情感给读者听；而不会写诗的人就去读诗，从作者的抒怀里得到间接的情绪宣泄。
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于是，很多著名的诗人、诗作就出现了，生活不顺的尴尬、生离死别的伤痛等等都是每一个人必然会经历的事情，极容易产生共鸣的情绪。
所以，很多诗人都有着“悲愤”的情绪，很多作品都有着“伤感”的特色，在鉴赏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作品所倾注的感情，所产生的共鸣要比一时的喜悦要更多一点。
这是接受心理的问题，也是社会共态的问题。
感同身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讨论，悲伤、悲愤有这样的功效，而喜悦、欢乐等情绪个人色彩更为浓郁一些，不容易引起共鸣。
所以说，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接受”，“悲愤”更容易传世。并不是因为“悲愤”本身，而是因为“悲愤”能给作者带来动力，给读者带来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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