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研究孔子儒家学说的日本东京大学高 田真治 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而在其他地区,日军侵略掠夺,犯下滔天罪行。在曲阜没有破坏孔子庙宇,这并非日军良心发现,而是在于传统上儒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所以日军面对孔子灵位才心怀敬畏之心。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两千余年,也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影响巨大。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等儒学书籍传入日本,日本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604 年,日本圣德太子依据中国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颁布《宪法十七条》,为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建立了以隋唐为模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举儒学为圣教,人们在吟诗品茶的消遣中,习惯尊孔读经,中国文化逐渐普及。从皇室成员、藩主武士,到而今政府官员、企业家乃至平民,都把中国历史、哲学作为必修内容,以寻找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智慧。
17世纪,学者山崎闇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时,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前后延续使用了约2500年,共计有孔氏子孙墓十余万座。孔林埋葬孔子长孙已至第七十六代,旁系子孙已至七十八代,从周代至今,全无间断。
19,孔子后裔孔德成出生于他们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时亦有军队把守,将军坐镇。在其刚满百日后,即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袭封为“衍圣公”。孔子家族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第46代起,由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爵位。自此孔氏族人,无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1937年,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曲阜将要陷入日军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人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当然在战时,衢州被日军战领,孔庙内大批祭器及南宋以来所藏文物被动掠一空。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转移到深山里,得以保存。
17世纪,伊藤仁斋推崇东方的圣经《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明治以后,日本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论语》,提出“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和“东洋盟主”等理念。1945~1984年,日本的《论语》译著和研究著作50多种,有的再版10多次,中国有学者为此发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儒家”的慨叹。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言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见利思义”,他提出“士魂商才”,并打破官尊商卑的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
有“财界总理”美称的东芝总裁石阪泰三,发扬 《论语》的亲赴现场、“每事必问”的敬业精神,“与时推移,与事对证,又笃行之”。
在笔者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中,充分介绍了儒家学说等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