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仅仅仅仅由当下构成
那么世界会是多么的乏味不堪
对青年一代来说，关键是考虑到他们何处才能找到确定的方向和为之献身的参照物。
——弗洛姆
屠格涅夫前去探望生病中的别林斯基。病人从沙发一跃而起，和年轻的拜访者谈起正在折磨他的问题。“（他）不停地咳嗽着，脉搏达到每分钟一百次，脸颊带着不均匀的潮红”，屠格涅夫回忆说，“他的真诚感动了我，他的热情传给了我，谈话的重要内容吸引着我……”但在两三个小时之后，屠格涅夫疲倦了，他也希望正染上肺炎的别林斯基能够休息片刻，他们可以一起吃饭、散步。这种情况总是出现，而至少有一次屠格涅夫记得，眼前的谈话者的责备：“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存在的问题，而您就想吃饭了……”
将近30岁时，我才发现别林斯基，更确切地说，我被别林斯基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吸引了。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自己所生活的年代心怀不满，我得承认这种其中蕴涵着某种幼稚的、自我中心式的愤怒——为什么我的书永远不会像周杰伦的唱片卖得一样好，为什么作家与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中心……
知识分子的想象力时常贫乏得惊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不断地看到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选择1890年代、19代甚至1980年代的中国，因为在那一时刻，一个写作者、演讲者既可以卷入政治的惊涛骇浪，又可以在尚未觉醒的公众中获得支持。而在20世纪的其他的时段里，知识分子像是无可依靠的稻草，即使它声称自己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思考似乎也未赋予它真正的独立精神。
每个人都难以评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商人、政治人物会强调今天的强大和明天的光辉，而知识分子则更容易描绘一幅暗淡的图景。总是上一个时代是黄金时代，而今日总是“礼崩乐坏”。他们低估自己的时代、不屑于同代人。1957年，当时很年轻的诺曼•波多雷茨在评论美国的同代人时说：“我们有理由视青年一代是有名无实的一代人，尽管他们表面上掌握自己，尽管他们能迅速地在社会中占据一席，尽管他们老练、成熟，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支持，什么也不信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谈论马克斯•韦伯在一个世纪前的悲观论调。他对德国的镀金年代所表现出的物质、庸俗化深恶痛绝：“没人知道未来究竟在这个‘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个惊人的发展的重点，是否会有全新的限制出现，也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老观念与旧理想的伟大的再生……倘若上述两者都不会出现的话，那么将来是否将是一个亢奋式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机械的僵化世界？或许这个铁笼之内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自己的想象中以为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历史似乎很容易证明他们的偏激。在波多雷茨发出感慨之时，正是美国知识界的一个黄金时代，20世纪最富特色的作家、艺术家正在成长，并即将改变美国人的精神状态。而马克斯•韦伯的感慨时，也正是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包括韦伯自己成长的年代。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正是这些看似极端的言论，造就了那些时代。批判性视角令人不悦，却促使人们想象力与理解力的维度上的拓展。
别林斯基所生活年代，是一个作家巴纳耶夫所说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但是作为时代中心人物的别林斯基似乎比任何人都热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时代。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三流哲学家式的愤世嫉俗、或是漫不经心的犬儒主义，而是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怀温情。他们也经常臆造出一个假想的黄金时代，但这种臆造不是为了自怜自艾，而是表明生活永远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如果生活仅仅仅仅由当下构成，那么世界会是多么的乏味不堪。
我并未表达清楚我内心的真实情感，我仍用马克斯•韦伯的所造的一个短语结束，他曾说在我们的时代——“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本雅明则回应说，我们世界的“灵韵”正在消失。我多少得承认，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缺乏韵味的时代，但更糟的是，人们把这种缺乏韵味，视作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一个没有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那种“愚蠢对话”的时代，是多么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