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赞同你的观点。
司马迁在汉朝绝对是历史领域的“大V”，另外所写的《史记》里面有虚构的成分。
为什么说司马迁是个“自媒体”作者
汉代的太史令并没有写历史的职责。司马迁写《史记》是子承父志，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一种“业余”活动。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3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见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不是职责所在或者受到皇帝的命令。
后来，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按罪当斩，后来选择以腐刑赎身死。
他并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灭，“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另外，他父亲的遗愿尚未实现。他需要活下来，以便将父子两代的心血最终转换为一部不朽的巨著。
因此，司马迁写《史记》一是为了扬名后世，二是为什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因此可以说是个自由创作者。
为什么说《史记》中有很多虚构成分
首先，《史记》本质上是一部求真求实的历史学著作。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曾利用他做太史令的职务读遍了“石室金匮之书”。所以鲁迅首先表彰它是“史家之绝唱”，然后才说它还是“无韵之离骚”。
在《史记》中，司马迁总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情况，而一点也不会为了替尊者、替有权有势者遮掩什么而使用所谓“曲笔”。
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多数出身低下，周勃靠为人吹箫送葬为生，樊哙是杀狗人的儿子，栾布是酒店里的跑堂，灌婴稍微好一点，是贩绸缎的小买卖人。司马迁身为汉人写本朝的历史，却对这些都一概直书，毫无忌讳。甚至对皇家的丑事，他也照写不误。刘邦贫贱时被他父亲骂作“无赖”，审食其与刘邦的寡妻吕太后不清不白，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司马迁写进他的《史记》。
司马迁能够做到“直书其事”或者“直笔”，主要是说他对自己所记录的事情不愿意加以故意的隐瞒或篡改；是说他知道某事如何，就一定照着那样子把它讲述出来。
但是，在《史记》讲述的故事中，肯定加入了不少由讲述者添加在里面的想象成分。
大家都知道，刘邦阵营里最会打仗的人是韩信。当刘邦被项羽射中胸口、接着又被楚军围困之时，韩信却在项羽分封的齐国大打胜仗。因为自己差不多灭了齐国，韩信从前线送一封信给刘邦，要求刘邦封他一个“假齐王”。
刘邦读完这封信勃然大怒，骂道：“偶被楚军重重围困在此地，从早到晚盼望你来救偶。你却只想到要做什么‘假齐王’。”坐在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一听急了，连忙在桌子底下踹了刘邦一脚，把嘴附到刘邦耳边，轻声对他说：“目前形势对大家不利，韩信如果自立为王，你能禁止得了吗？不如顺水推舟，封他一个王，把他笼络起来，使他不至于反叛。否则很可能会有麻烦。”刘邦一下子明白了，连忙接着前面的话转弯说：“大丈夫想做诸侯，就应当做真王，还要做假王干什么？”他立即派张良赶到韩信军前，封他为“齐王”，同时调发韩信的援军来解自己的围。
这个故事十分精彩。但是张良、陈平在桌子底下踩刘邦的脚，这是谁看见的？两人贴着刘邦耳朵说的话，又是谁听见的？在场的人们真正能看见的，至多也只是张良和陈平与刘邦交头接耳的情景而已。其他情节无非是讲述者根据事态演变的逻辑线索补充进去的。
另一方面，《史记》在“发掘”某些当时已所知很少的事件或人物时，由于素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李代桃僵乃至化虚为实。《史记》塑造的屈原形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直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屈原在人们的印象里，不过是一个过度敏感和自尊而偏偏又怀才不遇的文学家而已，他在先秦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他塑造屈原的形象的依据：一是由屈原本人所写、也包括后人依托屈原之名创作的那些被称为楚辞的作品；二是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遵照武帝命令撰写的《离骚传》。
在《史记》中司马迁笔下的屈原是一位以勇于一死来向黑暗、罪恶的社会势力进行抗争的道德英雄。
最后，司马迁其实还特别爱好讲述生动曲折的故事。他既讲究“实录”，但也抑制不住“爱奇”的心性。《史记》关于战国历史的叙述，有将近一半可能来源于一本类似于《战国策》的故事集。
《战国策》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看来司马迁并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在这本书所记载的许多巧妙的阴谋故事里，究竟哪些才真正经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写进严肃的历史著作里去。
结语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历史上上超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