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在小姐
图|网络
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日本许多作家流派盛放一时，此时一些作家的作品正好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和倾向，他们反对社会呈现出来的病态，厌恶普世价值观，他们试图冲出思维的牢笼，用颓废的文字表明自己的反抗，日本文坛将这一流派称作“无赖派”。
太宰治作为“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他面向现实，追求客观性、真实性，采用写实的手法，重视细节的真实，写出了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维庸之妻》是其晚期的短篇小说，真实再现了二战后日本民众的生活状态，具有高度的现实性。
女性文体是太宰治创作中的一大特征。太宰治一生总共创作了167部小说，其中以女性独白体创作的有16部，《斜阳》《维庸之妻》《女生徒》《皮肤和心》等作品均令人印象深刻，都是以女性独白体创作的。
《维庸之妻》以女性视角讲述了，在战后国民情绪整体颓废的大环境下，女主人公女性意识觉醒，试图冲破生活的重压顽强反抗，但最终失败的故事。
太宰治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赞美了女性生命力顽强与自我意识觉醒，这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的小说。本文将根据现实主义特点对其进行解读。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观众如入其境。
小说全篇几乎都是对话与自我独白，但也不乏精彩的细节描写，开篇丈夫深夜回家翻箱倒柜然后睡去，作者以“听”这种形式，来反应丈夫的行为举动。
其中有这样几个动词：“狂乱的踹着粗气”、“重重的坐在”、“呼哧呼哧的踹息”，通过这些词语一个粗鄙的、急躁的、略带有自我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衬托出妻子在家中地位低下，又活的小心翼翼。
荣维的妻子剧照
丈夫半夜回家全然不顾妻子和孩子是否睡着，就开始了叮叮咚咚的翻找东西，可以说在丈夫的眼里是没有家人存在的，这也反映出该男子家庭责任感缺失衬托出妻子婚姻生活的不幸。
另一处环境细节描写，是对女主人家的描写，作者用了很多形容词：“霉变的”、“残破不堪的”、“斑驳的”、“破旧的”来形容家中的惨淡。
寒冷的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多穿衣服来取暖，榻榻米太脏只能用破旧的漏出棉絮的坐垫，女主人在同讨债人的谈话里一度辛酸落泪，体现出女主人生活困苦，家徒四壁，无依无靠，心中充满悲伤与无奈，但又无能为力的状态。
通过对主人公的居住环境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是一个顽强的，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人，这也为后来该女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埋下了伏笔。
而这些细节真实的反应出了二战后的日本民众生活的状态。
1、民众变得急躁，对所有事情漠不关心。多年来日本民众被灌输狂热地支持天皇的思想，并相信日本帝国是无懈可击的，而随着帝国的失败，人们开始不适应新的生活。
2、饥饿主宰了日本人的生活。战争和恶劣天气，导致了当时的日本大米产量急剧下降，捕鱼量也比当时的正常水平低了 40%。而在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日本无法从中国或韩国采购食品，导致供应短缺。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
现实主义把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典型形象被视为现实主义特点之一。文中包含两个典型人物。
1、大谷一个没落贵族诗人
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初期，传统价值破灭，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迷茫造就了一批极具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喊出“生存吧，堕落吧”的口号，道出了战后混乱失序状态下日本人的心声。
大谷即是这样的人，不忠、偷盗、酗酒、厌世，认为“女人没什么幸福不幸福的”，他颓废、对生活的充满失望，想死却又求死不成，他说：“我自打出生起，便一直在想着死……可我总是死不了，有股奇怪的力量，就像恐怖的神灵般，总在阻止我寻死”。
作为一个沦为生活底层的人，大谷呈现出反对社会的病态，厌恶普世价值观，用颓废来表明自己的反抗，这是战后日本民众普遍的特点。
2、大谷妻子一个传统日本妇人
虽然日本也曾经历过母性氏族社会的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几任女天皇。
但随着婚姻形态的变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父权制逐渐取代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的道德发展到达顶峰，江户川时代中期的武家女训书《女大学》更是集中体现了贱视妇女的观念。
1946年作为投降条件的一部分，日本制定了新的和平宪法，1947年又制定了新的民法，各项法律和法规都在性别平等的大前提下得到了修正，增加了具体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规定，日本女性的法律地位从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随着事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妻子从最初柔顺的形象到为夫打工还债，到主动打工开始自我意识觉醒到后来与外人发生关系，到最后说出“没人性也不错。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够了。”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的转变。
此时太宰治笔下的大谷先生的妻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妻子，而是万千个重获新生的大谷先生的妻子，即使是描写大谷先生也不仅仅是写他一个人，而是要借助这个人物写出一切战后颓废的没有生机的人。
三是历史性的维度。
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
文中的酒馆——椿屋便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椿屋是一个靠投机产生的违规操作的商业场所，客人们喝的是通过地下交易弄来的掺了水的酒。
而来酒馆的客人既有像大谷一样生活颓废的文人，也有像大谷妻子一样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女人，还有借喝酒之名谈地下生意的投机商，酒馆里浓缩了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真实的反应出战后复杂的社会关系。
通过在酒馆打工、接触社会大谷妻子开始自我升华。
“我去了趟理发店，做了个头发，还买了些化妆品，重新缝补了一下衣服，还向老板娘要了两双新袜子，心中积压已久的痛苦心事，一扫而空”。
从一个脏兮兮的主妇开始变得在乎自己的外表，学着打扮自己，找回自我，这反应出一个女人的内心深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但她的自我意识仅仅限于得到大谷的青睐，这显示出了她转变的矛盾性。
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达到了“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太宰治巧妙的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太宰治的时代，受战败颓废思潮的影响，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体“生而绝望”，对现实虚无不振，反观女性开始变得积极的去适应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
然而太宰治就是属于“生而绝望”的那一类人，他不允许有大谷妻子这样刺眼的阳光存在，所以在《维庸之妻》里，妻子积极的生活，善意的收留雨中的客人，却遭遇了不幸，文章的最后大谷妻子说：“没人性也不错，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够了”。
小说最终又以“丧”结尾，让读者看过之后心情沉重，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但他的“丧”正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结语
由此可见，小说从细节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历史性的维度三个方面显示出太宰治面向现实，重现现实，追求客观性、真实性的写实手法。
他重视细节的真实，在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及发展变化，进而表现出一个时代的趋势。
表面上这篇小说是关于两性共处的探讨，但实则是描述女主人女性意识的觉醒，作者试图通过文章赞美女性生命力的顽强同时反应出反战思想。
女人，纯粹理想主义的化身，太宰治通过女人的视角来展现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对颓败世间所残存的真善美的追求，又通过不断地遭受挫折，来讽刺日本社会的冷漠，旧道德主义和传统美感的缺失，预想通过凤凰涅槃找到新生。
太宰治善于用辛辣的文笔剖析人物和社会，他在作品中对真善美不懈的追求和誓要保全自身品格的意志展现得淋漓尽致。
借用奥野健男的话来说：“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注：烨伊译《维庸之妻》，武汉出版社
我是@自在小姐 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