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奇怪的是，在住进这套豪华的、被寄予了周氏兄弟对未来家族生活全部向往的宅子4年不到，鲁迅却带着母亲妻子搬走了，此后再没住回来过，甚至跟周作人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1.
19，鲁迅在北京新街口的八道湾胡同11号买了一套三进三出的大宅子，确切地说，是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买的。
那是周家兄弟最美好的时光，鲁迅已是名声显赫的文坛大V，周作人虽才来北平两年不到，但也靠着哥哥积累的人脉，顺利在北大出任教授。兄弟俩的想法很简单，有了钱，买个大房子，然后把老母亲和三弟接到城里来，一家人，就是整整齐齐。
算上两兄弟的积蓄，卖掉绍兴的老屋，鲁迅还找自己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借了500元，契税和装修一共，住进这套院子最终花了4300元。当时的北京，大约200元就能买到一户普通的四合院，周家这套耗资数千元的宅子，可以说是豪宅了。鲁迅对房子的装修也格外讲究，特意在这套精心挑选的宅子里装上自己喜欢的榻榻米卧室和日式卫生间。
然而奇怪的是，在住进这套豪华的、被寄予了周氏兄弟对未来家族生活全部向往的宅子4年不到，鲁迅却带着母亲妻子搬走了，此后再没住回来过，甚至跟周作人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曾经家人团聚的期待全部化为泡影，两人对失和的原因也同时闭口不提，外界传言四起，直到现在都还是悬案一件。
只是在众多的猜测之中，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把原因归咎给了一个女人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太太。
2.
羽太信子出生于日本一个平民家庭，没什么文化，却十分有主见，只身一人在东京谋了一份女佣的职务。
1906年夏，鲁迅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绍兴结婚，他很无奈，婚后才几天，就和刚取得留学资格的周作人一起回了东京。1908年又受许寿裳之邀，与另两位留学生一行5人，一起租住在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经的居住之地，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就在这里，兄弟二人认识了脸盘圆圆、做事利索日本姑娘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在宿舍里为鲁迅五人料理伙食方面的事务，相处融洽，十个月后留学生们迁居他处，她也没有离开。久而久之，年轻的女佣跟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慢慢亲近起来，1909年两人就在东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弟弟结了婚，长兄鲁迅不但不反对，甚至考虑到周作人婚后开销会增多，便跟许寿裳一同回了国，打算找份工作以便补贴家用。
有哥哥庇佑，周作人在日本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两年后结束在日本的留学，才带着羽太信子回到绍兴。回国的当时信子已有身孕，到次年快分娩时，周作人还特意写信告知信子的哥哥羽太重久，以及她的妹妹羽太芳子，请他们到绍兴来照顾自己的妻子。
19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信子、周作人和哥哥羽太重久合影
信子于19生下长子周丰一，后来又为周作人生下两个女儿。羽太芳子随后来到绍兴照顾姐姐，也因此跟周建人结识，两人后来结婚，育有两儿一女。芳子跟信子虽然都嫁到了周家，境遇却完全不同，相比起周建人后来南下组建新家庭，留芳子独自在北京抚养三个孩子，信子的夫妻生活可以说是和谐多了。
周作人回绍兴的时候，老屋里周家数口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可能就是远在教育局工作的鲁迅。192月浙江军政府邀请周作人担任视学，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辞谢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后，才去就任。仅一个月又托病回绍兴。后来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这件事，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因私事不曾前往杭州去（就任），就是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已经生产了。”
后来周作人到了北京，也经常牵挂着妻儿。19鲁迅买下八道湾房屋，正在为装修忙得不亦乐乎时，作人却悠哉游哉地陪着妻儿去日本探亲。等到全家要搬迁到北京时，他又才去日本接妻儿老小一大家子回到北京，照顾得无微不至。
3.
这样看来，鲁迅似乎才是始终为着阖家团圆辛苦操劳的人，甚至在搬入八道湾之后，他把最好最宽敞的后院分配给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母亲和朱安住在中间的堂屋，餐厅也在这里，鲁迅自己则一个人住在前院靠近大门的一间。想到侄儿侄女围绕，兄弟母亲都在身边，不禁对大宅院生活的热闹美好充满了信心。但他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太过美好的，往往都不太能持久。
鲁迅和周作人忙着在外赚钱，周母年纪大了不宜操劳，朱安一个旧式女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难免拘谨，持家管账的重担就交到了二儿媳妇羽太信子的肩上。
在鲁迅跟周作人决裂以后，很多文章把原因归结于羽太信子生活挥霍无度，不但吃的用的要从日本进口，连生病看医生也一定要指定日本医生。鲁迅也曾抱怨过家里的开销巨大，他说自己是拉着黄包车把钱送进家里，他的家人却开着汽车把钱送出去。
但也有人为信子鸣不平，有人说点名要看日本医生的，其实是习惯了日式生活的周作人。信子是传统的日本妇女，加上有着做女佣的经历，对周家人的照顾可以说是周全而细致，特别是丈夫周作人，在家里甚至可以达到油瓶倒了不扶，孩子哭闹置若罔闻的境界。
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故居
周作人的绍兴同乡，后来租住进八道湾周宅的徐淦，在《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文章说：
“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到底是信子生活奢侈，还是周家开销大，外人说不清，反正周母对这个二儿媳妇还是很满意的。周母患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老人家还夸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
4.
其实仔细思考一下，以鲁迅和周作人曾经的“兄弟怡怡”，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近，一起留学、办杂志、闯荡文学界，光是这份亲人加战友的情谊，也不至于会因为弟弟的妻子消费如何，而走向终结。
但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学界一场重要的兄弟决裂还是发生了。
197月19日，周作人走到前院递给鲁迅一封绝交信，次月，鲁迅就主动搬出了八道湾，后来把母亲和朱安也接走了。真相是什么，作为当事人的兄弟二人竟然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周作人性格较为内向、隐忍，选择不发声可以理解，然而鲁迅这样犀利暴躁的脾气，居然也能憋着什么都不说。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迅有一次回八道湾取东西，竟然遭到周作人夫妇对其大打出手。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信子一连揭露出很多鲁迅的“罪状”，还打电话找来了两位证人，估计流传的“鲁迅在窗下偷听周作人夫妻谈话”，“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的种种言论，就是从这次争吵中来的。
这段激烈的描述，后来又被人解读为是信子有癔症的佐证。因为周建人曾经见识过一次嫂嫂“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周作人刚带信子回绍兴时，有一次他们夫妻争吵，信子突然指着周作人破口大骂，然后晕倒在地，吓得周作人从此不敢再有丝毫“得罪”。包括抗战爆发后，周作人不愿南下，宁愿留在北京出任伪职，也是因为对信子百般服从。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
事实上，羽太信子为人到底如何，不但作为丈夫的周作人几乎没有在文章中谈论过，作为兄弟反目当事人的鲁迅也没怎么评价过。就像关于八道湾失和的真相，这两兄弟也始终保持着闭口不谈的默契。
这个女人，似乎和失和的真相一起，成为永远无法求证的秘密。
5.
总之，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周建人也早就南下上海，跟曾经的学生王蕴如重组了家庭。
八道湾宅子的开销落到了周作人头上，信子、芳子姐妹，以及嗷嗷待哺的六个儿女。抗战爆发后，周作人不愿南下，宁愿留在北京出任伪职，人们都说他是受了信子的控制成为汉奸，生性平静话又不多的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一家人要养。
以汉奸罪被带上法庭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否是汉奸暂且不论，换一个角度想来，信子遇上这样的丈夫，无疑是幸福的。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很顾家，很念家，对信子是很忠诚的，在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娶妾，从无出轨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类。
信子和周作人结婚53年，在八道湾共同居住了43年。
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逝于北大医院，终年75岁。
两天前，信子发病，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后，送往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80，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寥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以志感。”
可惜这份深情，信子再也听不到了。
她更不会知道，自己的丈夫不久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怎样的折磨，5年后的一个下午，他被邻居发现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在自家厨房搭起来的床板上，等儿子丰一和妻子张 芳赶到，周作人早已浑身冰凉。红卫兵把他赶到厨房住，那天下午他似乎是想要起身上厕所，却突然发病，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早在鲁迅过世的时候，周作人夫妇曾做过一个财产公证，将八道湾的宅子三分，一份属于周建人（由羽太芳子代为持有），一份交与朱安。朱安去世前又将房产转赠与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
很久以后，周海婴拒不承认八道湾的宅子曾是自己父亲的故居，只称它为“汉奸周作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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