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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的苏轼是乐观旷达 我的子瞻是爱国忧民

时间:2020-03-17 17: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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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的苏轼是乐观旷达 我的子瞻是爱国忧民

每每问到学生苏轼的特点时,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乐观旷达豪迈。诚然,中学课本中摘选苏轼的诗文都是千古名篇,介绍写作背景都是苏轼被贬谪期间如何,诗文会思念弟弟子由、悼念亡妻,也会写好朋友张偓佺(就是《记承天寺夜游》里的张怀民)、写自己寄情山水,似乎没有像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直白地表达对国家的热爱,然而,观其一生起伏,苏轼的爱国忧民情怀是深深植根于言行之中的。

苏轼像

四番自请外调 两度遭贬谪

苏轼曾经四次申请外放地方,两度遭贬谪。

第一次自请外调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从王安石变法之初就持反对意见,熙宁四年,已执掌朝政的王安石最先从教育方面开始变法,苏轼上疏反对,得到了神宗的认同,王安石很不开心,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希望以刑狱之事绊住他。王安石创行新法后,苏轼再次上疏,从财政、劳役、民生、官员任用等角度,分析了新法弊病;不仅如此,苏轼发现王安石屡次称赞神宗皇帝独断专行的做法后,他作为当时的高考出题人,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题,王安石震怒,令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虽然一再追究也没能给他定罪,但苏轼已经感觉到了朝堂上的危机,于是自请外放,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于湖州任上罹“乌台诗案”,下狱几近于死,神宗皇帝深爱其才,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直至神宗去世,苏轼没能再次临朝。

被贬黄州期间泛舟赤壁

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宣仁皇太后听政,改元元祐初年,苏轼奉诏入朝,此时已经是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认为新法的部分内容(劳役方面)有可取之处,不主张尽废新法。至元祐四年,苏轼觉得自己在朝中发表了过多言论,担心不为执政者所容,第二次自请外调,任杭州知州。

元祐六年,再度入朝,任职翰林数月,因朝中谗言第三次自请外调,任颍州知州。元祐七年调任扬州,任上未满一年,召为兵部尚书还朝。元佑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再度启用新党,苏轼四度请求任地方官,任定州知州。

绍圣初年,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二次贬谪,御史弹劾苏轼讥讽指斥先朝。苏轼以本官知英州,还没有到达英州,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贬为琼州别驾,当时的海南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药物、调补品都没有,当时已经62岁的苏轼物质生活很贫乏。直到宋徽宗即位,才离开荒远边地,调往舒州,经三次大赦,于北归途中在常州逝世。

贬谪海南期间苏轼开堂讲学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的始终,不依附权臣,坚持己见,以至于身陷囹圄、贬谪黄州。当新法废止,旧党执政,苏轼再度进入朝堂之时,已经历了人生跌宕起伏,按常理揣度,朝堂上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不能看透、不能参悟,因为曾经反对新法的经历,旧党已经把苏轼看成是自己一派的,此时他却又为新法说话。苏轼因王安石变法而遭受苦难,却不怨恨新法本身,反而能客观对待其中的可取之处,因国事而忘私怨。

优秀的官员

苏轼—文坛巨星,闪烁的光芒掩盖了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 ,他在各个任上都取得了一定政绩。

断案高手。在任职开封府推官期间,断案精敏,名声远播。

水利高手。任徐州知州期间,河水暴涨,苏轼带领全城军民驻堤防洪,苏轼与城墙上结一小草庐,日夜守护,最终保全了徐州城;杭州任上,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颍州任上,当地地方官不懂水利,盲目规划,苏轼上疏谏言取消规划,使一方百姓免受人祸。

三潭印月

治军高手,定州任上,苏轼整饬军纪,改善下层军士的生活,春季大阅兵时,军容肃整,无人怠慢。

除此外,苏轼关注人民的疾苦,初任杭州期间,新法每日下达,苏轼借推行新法的机会,想尽办法给百姓行方便,二任杭州期间,大旱,灾荒疫病流行,苏轼集中公款,又自己捐赠50两黄金,办起病坊,收治受难百姓,苏轼两任杭州,对百姓多有恩惠,百姓家中供有苏轼画像,每日饭前感其恩德,并立生祠报答。

杭州苏轼纪念馆

造成苏轼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原因,就是他爱国忧民。居庙堂之高,每有制度变革,先思虑国家百姓,而不容于当权者;为地方之官,必为百姓谋福祉,因而广受百姓爱戴。

以上内容出自《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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