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载:苏轼因“乌台诗案”在监狱里整整蹲了130天。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文化领域里这么一位天之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么一位全面发展的奇才，成为时代的宠儿才是，怎么反而会陷入牢狱之灾呢？苏轼，是唐代诗人苏味道的后裔。他的祖父苏序，不识字，却很会作诗。
据清代学者王文诰说，他才思敏捷，率口成章，指物立就，几十年时间吟成几千首诗。也许正是缘于这种文化基因吧，他和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都占有重要一席，被时人号称北宋文坛“三苏”。嘉祐二年（1057）苏轼才20岁，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先后任地方州郡行政长官。他关心民生疾苦，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平生足迹遍及南宋重要州郡。也许是文人习惯使然吧，到达一个地方，每遇所见所闻，每有所思所感，难免总要哼哼几句。
正如他的弟弟苏辙说的:“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无疑，他的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为了提出病苦，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哪料到诗歌一经问世，却授人以柄，竟招致弥天大祸呢？据《诗人年表》载:元丰二年（1079），苏轼正在湖州任上。湖州虽为鱼米之乡，此时正值灾后，城郭萧条，田园荒废。苏轼奏请朝廷减免苛捐杂税，开始全力救灾。哪知，七月间，监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谏议大夫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串通一气，摘录苏轼部分诗文，竟断章取义，硬说是谤讪朝政，讥讽内外臣僚，上告到神宗皇帝那儿。
苏轼因诗获罪，又被关在御史台狱，所以史称“乌台诗案”。人们常说，“诗无达诂”，对诗歌的理解固然可以有审美价值上的差异，可是如果要把一个人的耿耿忠心硬说成是犯下的“罪证”，那么公然颠倒黑白，也并不是容易事。你别看这伙人治国治军没有丁点儿能耐，可是干起阴谋勾当来还真要算行家里手！他们谙于老谋深算，惯于捕风捉影，到处搜集苏轼平日里一些诗句，就凭他们善于深文周纳功夫、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硬说成是攻击新法。
看来，他们是要将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轼有冤难伸，百口莫辩，只有发出凄惋的哀吟:“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可见他一陷入监牢，就不敢抱有生还的希望！后来，经曹太后说情，许多大臣竭力营救，特别是他的弟弟苏辙愿将自己的全部爵禄来为乃兄赎罪。神宗被感动，当然也是因为爱惜苏轼的才华，才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准予出狱，外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尽管政治生涯一落千丈，总算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老命！
读者也许会想:我们只知道苏轼陷入“乌台诗案”，是因诗获罪；可是这伙人究竟搜集了哪些诗句，从而罗织罪名，公然制造出130天的冤狱呢？翻翻史料，却都付诸阙如。是史学家们认为这不过是封建官场妒贤嫉能者的惯用伎俩而司空见惯呢，还是认为这是朝廷宵小们的妄加比附而不屑一提？可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不察内情，不明就里，总难免有一种受蒙蔽的感觉而悻悻然。
清代学者厉鹗真要算有心人，他不但搜集了这些诗句，还把这伙人如何罗织罪名，在《宋诗纪事》里一一记录下来，让它公之于世，使这伙人的险恶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乍一看，仿佛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细细一想，不正是因为“前车之覆”可以作“后车之鉴”吗？也许是为冲淡这一历史冤案的沉闷气氛吧，厉鹗在公布这些诗句前，先给我们讲述了一则趣事。八月的一天，朝廷派人来捉拿苏轼。他的夫人王闰之送他到门口，啼哭不止。苏轼为了缓解这一尴尬局面，讲了一个笑话:前些年他因事经过河南洛阳的时候，碰到了老朋友李公简。
李公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年真宗皇帝祭拜泰山，顺途访求天下隐者。听说杞县人杨朴很能写诗，真宗就召见了他。杨朴说，其实我并不会写诗。真宗说:“这次我找你来，有人送过你的诗吗？”杨朴回答说:“只有老妻送我一首诗。”逗得真宗哈哈大笑，于是放他回家了。苏轼接着对妻子说“我今天也是因为写诗被皇帝抓去，你难道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婆那样送我一首诗吗？”妻子被逗得失声一笑，苏轼也就轻松上路了。苏轼就是这么个襟怀坦荡、乐观旷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