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几十年，会做很多事儿，遇到很多人，会听到许多道理，也会犯下许多错误，但有些道理，并非要碰得满头是血，才恍然大悟，许多错误，在发生之前，也有很多机会规避，中国文化上下传承数千年，做人的道理，早被古代圣贤总结归纳，他们的智慧都留在书中，只要多读书、多思考，就能让自己的人生少走许多弯路。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观里，向来是把修身养性放在首位的，人的德行与操守，往往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关联，南怀瑾先生曾说过，人生不能犯的三大戒：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实际上，这三个错误最早出自《易传·系辞》，原文是：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德行不足却身居高位，智慧不足却有重大的谋划，力量不足却肩负重任，犯了这三个错误的人，很少会有不遭遇灾祸的，这是南怀瑾先生从古代圣贤书中总结出的人生经验，也是对后人的忠告，所以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先掂量自己的分量，人贵有自知之明。
德薄而位尊
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做事毫无操守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身居高位，也必难以负重，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德行，就会得到怎样的人生，否则德不配位，必遭灾殃。
放眼古今，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汉末三国时期，董卓就是德不配位的代表人物，他本是汉朝的一方诸侯，也曾建立许多战功，如镇压黄巾起义、平定凉州之乱，但他在进京讨伐十常侍之后，便暴露了野心，废少帝立刘协，掌握朝政大权。
但董卓非常残暴不仁，不但在秽乱后宫，对待同僚也极其残忍，视百姓为猪狗随意屠杀，很快他就遭到了全天下人的厌恶，最后由王允联合董卓的义子吕布，设计将其杀掉。
连义子都反感自己，董卓德不配位可见一斑，遭到杀身之祸也是咎由自取了。
袁术也是德不配位的典型，作为一方诸侯，有着四世三公的家庭背景，在讲究门阀的汉末三国，可以说是上天给了他一幅好牌，只可惜他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各路诸侯还在混战，天下形势尚不明朗之际，他得到传国玉玺就急着称帝，殊不知，传国玉玺再宝贵，也不过是一块死物，能登上帝位看的是个人实力，而德行恰巧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德行浅薄的袁术靠着一块死物称帝，最终也只能落得个群起而攻之，最后呕血而死。
这句话放到现代也同样适用，君不见那些落马的贪官，哪个不是身居要职，如果德行高尚，造福于民，又怎会贪污，如果鱼肉乡里，肆意敛财，一朝事发，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人中龙凤，被抓的被抓，自杀的自杀，令人不胜唏嘘，不正是德不配位的体现吗？
《周易》中有一句著名的古训：“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高尚的君子，应如大地般宽广厚实，才能承载万物，上位者的德操比能力更为重要，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水准为支撑，即便是短暂上位，也会很快被人顶替，甚至遭到更大的灾祸。
知小而谋大
智慧不足而做出宏大的谋略，必定会遭到失败。
宋朝大文豪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必说，在政治上，他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实干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不免犯了“知小而谋大”的错误。
宋神宗是一个希望有一番作为的皇帝，王安石是一个希望通过自己改变世界的能臣，君臣互相欣赏，为大宋国富民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本是一件好事，王安石变法也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扫除了困扰北宋多年的“三冗危机”，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国库也渐渐充盈起来。
但随着变法的深入，王安石的个人智慧明显不足以支撑起这一场干系重大的变法，比如他颁布的“青苗法”，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本意是为了扶持青黄不接的小农，这一走在时代前列的法案，可谓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只可惜在错误的政绩考核下，地方官吏强行贷款给农民，而且利息很高，扶持变成了负担，加之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一时间百姓怨声载道，甚至爆发了农民起义。
再如“市易法”，原本是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也可以通过官方贷款或赊货，乍一看这条法令可以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也能给国库带来财政收入，但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美好，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虽然抑制了大商贾奇货可居，却也对中小商贾的利益带来了损害，这一来大中小商贾都举步维艰了，全国市场经济相当萧条，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官府借“市易法”之名，强行低价收购畅销货物，老百姓和商贾日子不好过了，官府却盆满钵满。
王安石这一系列美好的愿望，最终只能因其谋划过于宏大，而智慧能力不足宣告破产，也直接导致了朝廷中变法派分裂和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力小而任重
人生路上要对自己有准确的把握，有多大力量就做多大的事，千万不能冒进，否则前路将是万丈深渊。
还是用王安石举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变法，一是商鞅变法，二是王安石变法，论变法难度和阻力，无疑都是商鞅更大，他不但要让老百姓接受全新的法律，还要对抗根深蒂固的士族势力，但商鞅却成功了（人死，制度延续），而王安石却失败了，为什么呢？除了前面说的“知小而谋大”，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他缺少智慧和能力都足够大的盟友，让自己陷入了“力小而任重”的窘境。
王安石的变法过程中，十分刚愎自用，凡是顺从他的人都得到重用，如此一来，那些急于上位的小人当然会趁机阿谀奉承，而真正有智谋的能人，看透了变法的种种弊端，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打击。
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各个都是响当当的能人，如果说王安石是激进的变法派，司马光则恰巧相反，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视彼此为最大的政敌，水火不相容，而苏轼不一样，他并未全盘否决王安石变法，如“将兵法”、“军器监法”这一系列确实能让军队战斗力提升，装备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的法案，苏轼是支持的，但“青苗法”这种弊大于利的法案，苏轼又坚决反对。
即便如此，激进的王安石也容不下苏轼，一场“乌台诗案”差点要了苏轼的命。
王安石变法的意义是积极的，认定目标坚持不懈也是值得称道的，但他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宋朝的问题由来已久，仁宗朝就有“庆历新政”改革失败，所以要解决北宋的根本问题，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这都需要一一解决，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不够，需要获得更多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而且这事急不来，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
他高估了个人力量，也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失败理所当然。
和王安石一样高估自己力量的人，还有战国时期的秦武王，史书记载秦武王“身高体壮，孔武好战”，是个难得的大力士，可当他来到洛阳看到周王畿的禹王九鼎时，却起了问鼎之心，誓要凭个人之力举起大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人力量再大，在鼎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还是过于渺小了，最后膝盖骨断裂而死。
秦武王的反面教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举鼎绝膑。专用于比喻那些能力不足，不能担负重任的人，也用于讽刺不自量力的行为。
小结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这是鼎卦九四爻的爻辞，鼎是古人用于盛放食物的器具，公是指王公大臣，渥是沾湿、沾润的意思，这里指场面非常难看，尴尬的样子，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鼎少了一足站立不稳，使得王公鼎中的粥洒了出来，王公为此感到十分尴尬，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预兆。
最后说这个鼎真是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啊！
鼎尚且如此，何况人乎？好比一个人，如果其能力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地位、谋划、任务，那就会反污其身，失去信任。
我们不得不感佩古人的智慧：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不要做那个当局者迷的人，要清晰地认识自己，所处地位要符合自己的德行，所谋划的事情要符合自己的智慧，所承接的任务要符合自己的力量，同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修养，这样才能在人生路上，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