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飞鸟
编/发乱
诞生于1963年的《苏珊娜的故事》，是“六个道德故事”系列中的第二部。女主角苏珊娜似乎是这个系列中最不起眼的一位，无论是令她显得卑贱的顺从性格，还是平平无奇的外表，都使得她与侯麦电影里那些迷人的、令男主角摇摆不定的女性角色有着较大差异。
电影海报
01
电影唯一的视角是由男主角贝特朗提供的，片名虽叫《苏珊娜的故事》，我们却无法了解到苏珊娜真实的面貌，观众不得不接受贝特朗的主观判断，最后又不得不跟着贝特朗一起享受“被愚弄”的感觉。因为，就是这样一些看似弱小，令人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侯麦角色，最终往往占据“高位”，让居高临下的男主角羞愧不堪。女性似乎尤其适合去扮演侯麦故事里的这种角色，她们天生弱小而看似被动，仿佛总是处于猎物的位置，但却并不比狩猎者地位要低。女性有自己处理情感的方式，一种男性做不到并且无法掌握的方式。
观众需要随着贝特朗的视角观看影片
不过，男女关系并不是本片的重点。在《苏珊娜的故事》里，有贝特朗/苏珊娜/纪尧姆/索菲四个人物。故事围绕着苏珊娜和纪尧姆的相识展开。纪尧姆是一个花花公子，经常追逐和玩弄这些长相和性格都略显平庸的女性。这类男性十分典型，他们更愿意去追逐他更容易得到的，而非真正喜欢的。苏珊娜被他们认为是“容易得到的女性”中的其中一个。在与纪尧姆的关系之中，她总是被动的，软弱的，不懂反抗的，经常妥协的。
纪尧姆把苏珊娜当成一个非常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索菲则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具魅力的女性。她的身边总是有很多男性簇拥着，但她并不像苏珊娜一样轻易接受他们的邀请。而故事的真正主人公贝特朗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冷眼旁观他的朋友纪尧姆玩弄苏珊娜，倾慕索菲却并未采取实质行动。
贝特朗爱慕索菲却始终没有行动
02
这四个人物的设置并非偶然，而是侯麦精心建构的结果。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精神结构学说来分析这几个人物，可以清晰地发现纪尧姆是贝特朗的理想人格，即“超我”。纪尧姆是富家子弟，身上穿着贝特朗买不起的外套，勇于在恋爱关系之中主动出击。苏珊娜可以被视为“本我”，她追随着本能和欲望行事，追求享乐，似乎不经过思考就行动，因此落到连交通费都没有的窘迫境地。
而贝特朗则是“自我”。他是“本我”苏珊娜和“超我”纪尧姆之间的调和和推动者，同时他也不断地对二者的行为进行思索。临近结尾处，贝特朗的钱被偷，他的第一反应即是苏珊娜偷的而非纪尧姆。当他想到纪尧姆有偷钱的可能性时，仍旧在索菲面前进行否认——他无法接受可能是被纪尧姆所偷的事实，为纪尧姆辩护即是在为他（理想中的）自己辩护。把罪名怪在苏珊娜身上就容易得多。
贝特朗被牵扯进他们的闹剧且促进了他们的感情
贝特朗/苏珊娜/纪尧姆三人共同构成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在整个电影的男女关系中，几乎没有爱情存在，也不存在恋爱关系，有的只是本我与超我的博弈。
03
电影里呈现的虽然是恋情和友情关系，却更像是竞技游戏。爱情不存在，友情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取所需。纪尧姆与苏珊娜在一起只因她简单易得，贝特朗与纪尧姆成为朋友只是因为他们能在彼此身上获取到自己想要的利益。这个故事表面和平，内里却波澜起伏，暗浪汹涌。推动故事发展的并非主角的情感关系，而是金钱利益。从一开始的纪尧姆邀请苏珊娜做客，到后来苏珊娜不断地用钱请他们玩乐，到最后苏珊娜花光了钱，而贝特朗书本里的钱不翼而飞，他不得不对周围的人产生猜测与怀疑。
苏珊娜用钱请他们玩乐
影片的最后并未给出明确的结局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偷了钱。可能是苏珊娜，可能是纪尧姆，或者是酒店里根本没露过面的女侍应生。这个存在着两个真相——一个是人愿意选择相信的真相，一个是存在的事实本身。在《春天的故事》里，侯麦将事实呈现在人物面前，项链的坠落击碎他们“选择相信的真相”，因此使得珍妮落下泪来。在“六个道德故事”系列里，侯麦不断地展示出人们“选择相信的真相”是多么脆弱。在这个电影里，侯麦通过苏珊娜在男女关系之中的胜利彻底推翻了男主角的想象。“谁偷了钱”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贝特朗和珍妮一样，被事实本身冲击溃败。
钱到底是谁偷的需要观众自己给自己答案
一开始写“六个道德故事”的影评，总是不由自主地对其中的男性角色产生厌恶之感。觉得他们虚伪而自以为是，充满着知识分子式的傲慢。但当我写到“六个道德故事”的最后一篇，才彻底抛下性别偏见——影片之中所展现的那种“自以为是”并非男性独有。人类都会无可避免的陷入自己思想的桎梏，不分男女。但侯麦的电影所揭露的事实是，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不为人类所左右或者把握。有时我们依赖哲学获得对于世界的理性认知，有时我们依赖宗教指引生活，我们以为我们占据高位——实质上我们就像玩着桌仙的贝特朗一样可笑而无聊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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