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鲁西南地区的经济还不发达，那里的交通闭塞，贫瘠的土地人均不足一亩，乡亲们只能靠天吃饭，每家的日子都不富裕。
我家居住的那个小山村三面环山，特别偏僻，交通极为不便，乡亲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为了生活的好一点，周边村里人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都想着到外地去谋求生计。当时，有南下广州深圳的，也有到省城县城的，但我们村里多数人去了东北。
1986年的初春，高中没毕业（肄业）的我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像当年闯关东的前辈一样，只身来到了吉林省的省会城市——长春。
初来乍到，看着车水马龙、喧嚣繁华的都市，我的心里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多了几分忧愁迷茫和不安。这里虽然人潮如海，高楼林立，可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又举目无亲，哪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地？哪里又有我的安身之所？
就在我愁容满面焦虑不安时，一位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男子来到我面前，笑着说：“老乡，也是山东的吧？俺是临沂的。” “是，俺是山东的。”听着熟悉的家乡话，看着那和善又有些熟悉的面孔，我流泪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在那位老乡的指点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繁华的省城，跟着那位老乡来到吉林省的另一个风景秀丽的边陲小城。
站在这个令人向往又陌生的边境城市，望着茫茫人海，我仍是一脸的茫然无助。离家之前曾听说东北好挣钱，到建筑工地打工，管吃管住，一天能挣五六块钱。可到了这里，根本不是那回事，建筑工地都不招工，根本就找不到活干。几经周折，在那位老乡的帮助下，我来到了位于市郊的一家砖厂打零工。在这举目无亲的美丽边城，总算有了我的一席之地。
边城的这家砖厂规模很大，是一家国营企业，砖厂的管理层领导和技术人员以及供销人员都是正式工。只有那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兄弟是临时招来的。
来到砖厂后，我被编在了第三班组，并有幸被委任为三班班长。三班一共有十五个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兄弟。我和这十几位工友很快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同吃一锅饭菜，同睡一铺大炕。
砖厂当时的条件虽然很差，工作又苦又累，但比老家的条件要好很多。我们十几个兄弟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唠家常、讲笑话，有时还会打上几把扑克。大家在工作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既能吃饱又能穿暖，倒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间到了中秋佳节。在节日到来之际，我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回报，工友们一次领到了四个月的工资。手捧这笔丰厚的薪金，有的工友激动地热泪盈眶。趁着倒班轮休，我和工友们来到了市内的邮电局，都把领到的工资汇到了各自的家中。
因为我是班长，比工友们多领取了五十元的带班费。这五十块钱我没有汇往老家，想等下次再领到带班费时凑在一起买块手表。我曾经在百货大楼看中了一款日产的双狮牌手表，特价一百块钱。在那时，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拥有一块自己的手表，简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那个年代，五十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于我们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们干的都是搬砖的苦力活，按件计算，我们当中最壮的工友，一个月最多也只能挣到一百多块钱。
从邮局回到砖厂，我把那五十块钱用一个旧信封装好，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放在了铺盖下面的炕席底下。可一想又觉得不太安全，我又把钱拿出来，连同信封一起放在了我穿过的一只旧棉鞋里，再用棉袄把两只棉鞋包在一起，塞到了炕头柜的最里边。这一过程恰巧让和我睡邻铺的工友刘忠义看到了。我本想再换个地方，可一寻思刘忠义是个老实人，平时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就没提防。放好钱以后，我俩一块去了食堂。
一个月以后，天气渐渐凉了，我就把棉袄拿了出来，顺便也把棉鞋里装钱的信封拿了出来。可掏出信封一看，我顿时傻了眼，装在信封里的那五十块钱不翼而飞了。我翻遍了所有的地方，也没找到那五十块钱。仔细想了想，我当时放钱时只有刘忠义一个人在场，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别人根本不会想到我把钱藏到了棉鞋里。这一想不要紧，我心里犯开了嘀咕：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可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放钱的地方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真后悔当时不该那么相信他。
我丢钱的事很快就在砖厂传开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都把锚头指向了刘忠义，我也坚信是刘忠义偷拿了我的那五十块钱。证据似乎不容置疑，当时我放钱时，就他一个人在场。面对众人的质问，刘忠义百口难辩，无奈，他只好选择了沉默。选择沉默，就代表着默认，我和工友都是这么认为的。
几天以后，砖厂的一位副厂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认为现在敢偷工友的钱，以后就敢偷砖厂的物资，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决不能容忍，一定要严查严办。借这件事情，正好为全厂的职工敲一次警钟，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为此，副厂长亲自过问此事。
那位副厂长多方调查，又在我这问清了当时的事情经过，也断定这钱就是刘忠义偷的。他把我们三班的工友都召集到宿舍里，都一一进行了讯问。站在威严的副厂长面前，工友们都胆怯的低下了头。表现最紧张的，还就是刘忠义。
“都给我老实交代，是谁偷了三班长的钱。”副厂长在工友们面前来回踱着方步，问话的声音很大。工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吱声，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刘忠义。
“你们班长放钱时都谁在场？”副厂长见没人吱声，又大声问道。
听到副厂长的问话，刘忠义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小声说：“我在。”
“你给我大声回答。”副厂长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喊。
“厂长，我在。”刘忠义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那我刚才问是谁拿了班长的钱，你怎么不吱声？”副厂长说话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故意把“偷”说成了“拿”。
见副厂长也认为是自己偷了钱，刘忠义大声反驳道：“厂长，我没偷班长的钱。”
“你没拿？那你告诉我是谁拿了。”副厂长瞪着眼睛问刘忠义。
看着副厂长威严的面孔，刘忠义胆怯地说：“我不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们班长放钱的地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没拿难道那钱是自己飞了不成？大伙都解散，刘忠义跟我到办公室来。”副厂长说完，倒背着胳膊回办公室去了。
说句心里话，看到十几位工友因为我那五十块钱都跟着受连累，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把丢钱的事情说出来。
一个小时以后，刘忠义从砖厂办公室回到了我们宿舍。他双眼通红，晃晃悠悠地走到我跟前，从他的铺下拿出了十五块钱递给我说：“这十五块钱你先拿去，等开了工资，再给你三十五块。”
从那以后，刘忠义成了众人眼里的小偷，也成了砖厂的反面典型。大伙都躲着他，谁也不愿再和他一起干活，也很少有人和他说话，甚至有的人当面喊他小偷。从那时起，刘忠义也像变了一个人，只是默默地干活，一句话也不说，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曾亲眼看到他一个人躲到僻静处偷偷地哭过，哭得非常伤心。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动了恻隐之心，从心里原谅了他。我想把那十五块钱还给他，可他坚决不要，并冷冷地对我说：“你就当我偷了你那五十块钱吧！我要不背这个黑锅，说不定谁就成了冤死鬼。”他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难道还真冤枉他了？他要是没偷，为什么给我十五块钱？为什么还答应开工资后再给我三十五块钱？这个人真让人琢磨不透。
临近春节的时候，砖厂放假了，我们三班只有我和一位工友留在砖厂干一些零杂活，其他工友都回了老家，计划明年开春再回来。刘忠义临走之前把三十五块钱硬塞到我手里，含着眼泪说：“班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那五十块钱真不是我偷的。”刘忠义的话我虽半信半疑，我还是决定把那五十块钱还给刘忠义。可刘忠义坚决不要，他哭着问我：“班长，你说多少钱才能买回一个人的清白？”听了这话，我心里也打开了鼓，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冥冥之中，我心里有了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刘忠义走后的当晚，我在整理铺盖时，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五十块钱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班长，你丢的那五十块钱不是刘忠义拿的，是我偷的。你俩在宿舍放钱时我就在门外，你俩去吃饭的那会工夫，我就趁机偷了你的钱。这五十块钱我一直没花，本打算当面还给你或还给刘忠义，可我没有这个勇气。麻烦你把这五十块钱转交给刘忠义吧，我实在没脸再面对他，只好提前走一天了。猪狗不如的小伟。
这张纸条是工友小伟头一天写的，等我发现后，刘忠义已经坐上了回河南老家的火车。看完这张纸条，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疼痛，万万没有想到让老实善良的刘忠义平白无故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更没想到，成天和我称兄道弟的小伟竟会干出这样不知羞耻的事情。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真后悔自己的鲁莽和草率，不就是五十块钱吗？丢了就丢了呗，还能花一辈子啊？那块手表不买又能怎样？如果我当时不声张，也就不会犯这样伤及无辜的错误，也就不会无端让刘忠义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当时要是再慎重一点，不轻率地把怀疑目标指向刘忠义，副厂长也就不会硬把这顶小偷的帽子扣到刘忠义的头上。而善良仁义的刘忠义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让其他工友无辜蒙冤，竟忍气吞声地把这个小偷的罪名拦在了自己身上。刘忠义，我朴实厚道的兄弟啊，你才是个大丈夫、纯爷们，与你的心胸相比，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作者：草根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