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经典，虽然历经千年，有的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在理。这是现在人们所创造的格言或警句所无法比拟的。比如，能者多劳这个词，传承了千年之久，环顾目前的职场，何处不是这样？
有能力的人，这种能力当然包括体力与智力，往往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更重的更难的工作，自然也要付出比他人更大的劳动和承担更多的劳累。比如，某人身高体壮，遇到某些需要大力气的活，在分配任务时，他往往是首选。比如某人技术高超，遇到某些高难度的工作，领导往往指名道姓让其完成。比如某人文字能力超强，一遇有大型难弄的材料就被指定为起草人。但是，在这些工作之后，绝对无人提及多酬的问题。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古人只说能者多劳，没有说能者多酬。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吃大户”的社会，是一个享受他人成果心安理得而且是振振有词的社会。比如，向富豪借钱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借钱不还也觉得理所当然——你那么多的钱，不差借给我的这几个钱吧。这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原理。能者多劳也是如此。谁让你个子长得高、力气比人大、能力比人强呢？你不干，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的个子长得低、力气比你小、能力不及你的人去干？既然是应该，那么哪有能者多酬的道理？能者就应该多奉献少索取。如果你不认同并体现在行动上，就会为身边环境所不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的劣根性是非常明显的，对社会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后来出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理论，接着又提出了优劳优酬的主张。但是，这些先进理论和观念虽然出自理论大家，而且公平合理，但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那么深，能者多酬还是难以行得通。能者多劳累、老实人吃亏、能者被算计等吐槽就是证明。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付出多就该多酬，往往被人扣上思想格调不高的帽子，不给你贴上人品低下的标签就算不错了。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虽然已经成为法律条文，但在浓厚的劣根文化影响下显得苍白无力。在实际分配中，按劳分配难觅踪影，多劳多得言而无行。按职务分配、按年限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单位分配、按资本分配都有，唯独没有多劳多得。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务压到一切，俨然职务就是能力，职务是贡献，职务就是多劳，即使你的这个职务是跑来的、要来的、买来的甚至是其他不当手段弄来的，即使你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都不影响你拿高薪，而且还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多劳多得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比如，职务高风险大很是流行，成为官本位分配的理论基础。可是呢，从老百姓的视角看，职务越高，风险越低，一旦出事，被追责的往往是干具体工作的，因为职务越高越有权力推卸自己的责任。风险成了分配因素的理论，也只有中国现在的官场能够创造出来（在革命阶段根本没有这套理论）。任职确实有风险，但绝不是工作风险，而是腐败被法办的风险。在事业单位，不论你有没有教授的水平，不论你的教授是如何来的，不论你干没干教授的活，一律是教授待遇，所以当一些教授被揭露出抄袭论文、剽窃成果、根本不上课的真相时，公众就有些愤懑了。尤其是，同样一个人干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单位工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公众称之为屁股决定待遇。
如果是企业，自然是资本为王，赚到了钱，资本拿走一大截，劳动者能够让你填饱肚子都还要指望资本大发慈悲。你看，一些大型集团，老总年薪几百万、几千万，普遍员工也就是几万、十几万，这将劳动置于何地。可是，即使不合理，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中国的企业不管原来是做什么实业，最终都会将目标转向金融，至少也要在金融行业插上一杠子，因为玩资本来钱快，这就是脱实向虚的机理，结果把经济搞得有些糟糕。
职务和资本变得不可一世，哪有劳动说话的份儿，能者多酬也只能是永远的梦想。你看多少年来，相关各方一直在治理欠薪，还不是年年发生？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最积极的因素被打击得如此悲惨，劳动生产率怎么可能会不断提升？即使是许多单位到了无人可聘的地步，资本仍然昂起高高的头，不肯认输。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一旦出台新的政策，一些资本的代言人就要寻找各种借口以诉苦的曲线方式进行抵制，而且是夸大其词，而且往往还有一些效果。比如劳动合同法实施了10多年了，个别高官以企业压力大为由，说是劳动合同法惹的祸，这是在谁说话大家心理都极为明白。
在中国现阶段，你还是面对现实为好，不要抱怨只有能者多劳而没有能者多酬，因为即使你再有道理，即使你再有不满，你也扭不过官本位和资本位的大腿，这两者在利益分配当中具有绝对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