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滨路龙门浩段的立德乐洋行旧址
立德乐洋行仓库 张质/摄
1890年至1931年中，重庆山货业被洋行垄断。先是英商立德洋行，接着是隆茂洋行。英国人立德乐1904年离渝回国后，觊觎重庆山货出口利润已久的隆茂洋行承顶，进一步垄断重庆猪鬃等山货业务。
立德乐开创了重庆猪鬃经营的一个新时代，几年时间便让重庆猪鬃驰誉国际市场，供不应求。为进一步垄断，提高产量，发挥工人积极性，隆茂洋行率先采用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大打温情牌；采用买办制和计件工资制；利用预付货款，采取“套倒打”等。
隆茂洋行等不光开发提升了重庆猪鬃等山货加工产业，而且其百年前率先运用的经营手段，非常科学，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被广泛运用。
首家猪鬃厂遗址在南滨路
据上新街老人张兴中回忆，龙门浩立德洋行当时连绵数里，除仓库和洋人住所外，还有猪鬃厂洗房，一大片矮房子。他懂事时立德乐早已离开重庆，但仍记得洋行猪鬃厂洗房模样，着对襟短褂忙碌的工人，墙边一溜摆放的脚盆，污水哗哗流过。
立德乐于光绪十八(1890)年即在重庆设立立德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航业、煤矿等业务。3年后，他在南岸龙门浩购地建场，洗制熟猪鬃出口，直到1904年隆茂洋行“接班”，立德乐洋行完全垄断重庆猪鬃经营。
重庆总商会史料搜集工作者杨灿雪回忆，立德乐洋行最初在陕西街租房设立办事处，聘请三个中国人分别担任洋行一写、二写、三写，帮着经营生意。当时重庆猪鬃等山货出产丰富，而山货多属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在国际上很走俏。
立德乐为经营山货进出口业务，需要地皮建立厂房、仓库和码头。但当时规定外国人不能在我国购置地产，于是立德乐利用大写卢序东的名义，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保”地皮永租。即一次性付给业主一笔租金后使用99年，期满后可续租。
租赁区内部分居民被迫搬迁，部分成为其佃户。立德乐大兴土木三年多，建立了厂房、码头和仓库，并附带修建了一幢别致的洋房作为其夫妇私人住宅。
历经百年风雨，洋行至今存在，位于上新街新码头34号，站在南滨路就可看见。石雕大门、别墅、仓库都保存完好，是市公安局出管办办公用房。由于房屋系砖木结构，如今损毁严重。
通过洋行的红墙朱门，仍依稀可见立德乐当年的声威和排场。据说当时立德洋行门口江边，泊着一艘英国兵舰，当地老百姓都忌惮其权势，至今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理无理，遇着立洋人别理”。
立德乐在龙门浩开办了重庆第一家猪鬃厂。重庆农村普遍养猪、牛等，猪鬃、牛羊皮等山货丰富。但当时没有单独的山货业，由药材公会附属协调经营，主要是收购原料销往沿海，没形成规模。
天津聘技师培训重庆工人
杨灿雪说，全国当时天津猪鬃洗制技术最为熟练。于是，立德乐亲赴天津招来重庆第一批10名洗房熟练工。记者在市总商会搜集的一份史料中，居然查到这10位工人的姓名和与立德洋行签订的劳资合同。合同约定，工人每月薪水25两银子，来渝路费每人70两银子，由一个老工人担任工头，负责全厂工务工作。
立德乐要求所制猪鬃能达到3英寸到6英寸的熟鬃，高出市价一倍以上，买长鬃，不买短毛，重庆山货业因此有了只提选长毛把子的“提庄”之说。因立德乐的高价提庄，本地商贩无力竞争，纷纷瓦解或沦为立德乐的攒货商(时称划子)。
正式开工生产后，立德乐又招收了七八十名学徒，交给每个天津工人分带。因猪鬃业发展很快，立德乐招聘大批学徒仍不能满足业务发展需要，3年后，他又到天津招聘十余名熟工，洗制猪鬃和培训徒弟。此时，立德洋行月产猪鬃已由一两千公斤升到五千公斤以上。本地学徒也逐渐挑起重庆猪鬃加工业大梁。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三)》记载，立德乐是个“中国通”，每到年终，他带头腌腊肉、吃年饭，给身边工人等手下人小孩压岁钱等。吃年饭时，立德乐还会逐一向工人们敬酒。每年农历正月间，他还请春酒，进行施钱、米、药等慈善行为。
当时洋行招收学徒多是城乡贫苦子弟。立德乐要求必须要有殷实人家担保，洋行包吃住，月供洗浆钱500文。学徒满三年才可出师，经评定合格后，转为正式工人。出师时，学徒一定得备办酒席，感谢师长。
记者看见资料中记载，立德乐聘请的大写卢序东是个广东人，最开始就跟随他入渝办洋行。卢序东在进原料和买办地皮时，混水摸鱼捞了不少好处。虽然完全了解情况，但立德乐不动声色，故意让他在一定时间内捞得好处，以便为自己卖命挣取更大利润。还有一些天津老工人违反合约暗收徒弟、私设洗房等，立德乐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重庆产猪鬃扬名欧美战场
市工商联老干部李达遵撰文回忆，立德乐在重庆经营猪鬃后，采取系列措施，让“重庆产”猪鬃迅速驰誉国际市场，同时也让他本人赚了个盆满钵满，衣锦还乡。直到今天，重庆大小猪鬃厂上百家，产品全国比较都质优价廉。当时国内猪鬃广泛适用广东包装样式。但立德乐认为广式熟猪鬃品质低劣，影响不好，于是他一律采用天津装潢式样，称为津装。新装潢式样每把个头很小，以直径一寸八为标准。新包装迅速得到认可。后来重庆出口猪鬃一律以津装为标准，就始于立德乐时。
为了夺取国际市场，立德乐对产品检验异常严格，动辄要求返工。洗制猪鬃时，他要求工人必须洗制彻底，色泽光洁；蒸的时间也较长，要求毛身挺直而又起到消毒作用；梳得不留灰渣，无冒尺或短码混杂，尖端留“盖线”；各地来的原毛必须打散和匀，统一处理。
军事工业中，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大炮枪管、炮筒，一样也离不开猪鬃。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A类战略物资。全世界惟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如果不让武器裸露铁体钢身上战场，那一定得用中国猪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摆到哪里，重庆产猪鬃就出现在哪里。
当时立德乐出口猪鬃每箱装足关秤50公斤，制定的商标为“鸡鸭”牌。立德乐洋行所产猪鬃由于严格要求，质量大大超过国际市场的标准，很快驰名各国，在伦敦、纽约市场上津装鸡鸭牌猪鬃畅俏一时，供不应求。
立德乐经营猪鬃后期，由于自己提装导致短毛积压太多，他又不得不搭收部分短毛，于是他又规定了从短到长共17个等级花色的斤两和价格标准，称为“十七号头”，简称“配箱”，开一时之先河。
史料搜集者杨灿雪说，立德乐是最早进入重庆的洋商，垄断重庆猪鬃经营近，获取大量财富。他先后在我国买过几条轮船，置办大量房产、仓库和码头。1904年，立德乐将业务交帮办聂克省打理，携夫人回国休养。到上海后，他来信指定自己所有动产、不动产由隆茂洋行接管，一艘停泊重庆长江的轮船拨交英国领事馆，后改为金沙兵舰。
重庆最早运用计件工资制
《重庆志》记载，英商隆茂洋行1905年重庆挂牌营业。该洋行原是上海一个打包行家，觊觎重庆山货出口利润已久，欣然承顶立德洋行，任命聂克省为帮办，英人施破仑和白耳理为帮办，新招频出，进一步垄断重庆猪鬃经营。
记者通过艰苦查访，从市工商联搜集的一份史料中看到，隆茂洋行老板嫌业务发展缓慢，认为根源在工人月薪制。于是，洋行将月薪制改为计件制，并订定计件标准：每人每天洗制熟鬃关称4公斤为一工，按工付给工资。为了挣钱，工人开始自觉加班，产量大大提高，而洋行在管理和组织生产上麻烦也减少。
重庆注册会计师余建锋说，计件工资考核是上世纪初美国经济管理专家泰勒提出，这也是适用于制造业的最好的薪酬计算方式，至今仍被广泛运用。而差不多相同时间内，英商隆茂洋行已在重庆的猪鬃厂熟练运用计件工资制了。
为鼓励熟练技术工人积极培养后备力量，隆茂洋行还大打温情牌，规定学徒要先送投师银子20两，置办敬师酒席，送师傅衣帽袍套等。
杨灿雪说，重庆近代史上，隆茂洋行最先搞给回扣政策，培养了第一个买办。四川射洪人杨瑞卿通过教会关系成为史上重庆第一个买办，他居中为隆茂洋行收购猪鬃、鸭毛和牛羊皮。杨还广招学徒，为后来重庆山货业民族资本培养大批中坚力量。
当时一些天津工人自设洗房，经营私房生意已大量出现。隆茂洋行没有阻止，而是积极笼络，要求其生产的熟猪鬃全部售卖给自己，由洗房先交“交单”，洋行按单先付给六七成货款，7天后给予最终答复。但到期后，洋行佯称国际行情下跌，实行“套倒打”方式，紧紧控制住下家各洗房。
工人实施计件制管理后，劳资合同中“不能另借雇于他人”条约失效。工人每年只有几个月工作，工完离厂，四处挂钩，下面各洗房就不再缺熟练工人。而隆茂洋行每月能掌控的产量，也由原来每月五千公斤提高到七千五百公斤。同时，还大量经营鸭毛、牛羊皮等其他山货。
虽然隆茂洋行接替立德洋行继续垄断重庆山货业，但随着来渝的洋行增多，竞争加剧，本地民族资本迅速崛起，隆茂洋行逐渐失去重庆山货业的控制权。1926年，隆茂洋行完全撤出重庆，到上海继续从事打包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