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建大厦
当年爱建大厦的宣传单
本为港澳同胞们所造
结束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宾馆建筑的叙述，现在要说到的是民居建筑了。
一个数据说明，从1980年到1985年年底，在上海，共有39幢高层民居陆续地建造而起，相比较1928年到1948年的间上海也就只造了35幢高层建筑，这个数字有着它特别动人之处。依我看来，39幢高层民居中，建于1983年的一、二号楼有着不能一笔带过的重要性。
爱建大厦建造伊始，零陵路已经开通，也已经行驰着49路公交车，但马路向南一侧，却还尽是大片农田，你完全可以想象到1983年9月，路边大树上的蝉鸣已逐渐平息，但水塘里的蛙声却在黄昏后有力地鼓噪了起来。
那么，爱建大厦又因何而生？这样，我就必须说到上海滩的一个不同凡响人物：刘靖基。
文革过后，历经时代风雨吹打的刘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入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他用被查抄后退回的其中一部分财物作为运作资金，成立了一家公司，叫作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伊始，因为当年上海有不少侨眷急需落实住房，又因一个逐渐开放的上海渴望着拥有自己的现代化形象，刘靖基先生为此向当年市政府提出了建造爱建大厦的设想和计划。
很快地，市政府便划出宛平南路与零陵路相交之处的这块地皮用于大厦建造，设计时，楼分两幢，都为15层，此外，大厦的设计图纸从香港方面现成拿来，再经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作部分完善。工程则由市建八公司负责施行，这个公司尽管规模不大，但在造楼时，却率先使用了混凝土浇筑模板的施工方法，这让爱建大厦得以迅速建成。
1984年，上海第一座侨汇房也叫作商品房在这个地域耸立而起，两幢大厦的电梯都从底层（groundfloor)开始，然后才是1楼、2楼、3楼直至15楼，又因文化禁忌，两幢大楼都没有13楼。
当时，两幢15层、46米高的大楼以塔式开字形的平面布局让1984年的上海吃了一惊。且不说它在上海当时鹤立鸡群的高度，仅就外立面而言，覆盖的便是80年代上海最流行的彩色马赛克；爱建每家每户还设计有阳台，稍后一点诞生的、更为考究的雁荡大厦也没有这般人性化设计；爱建的窗户为包铁框的那种，窗把手用的是铜的材质，即使时间再久也不会生锈，与老上海公寓有异曲同工之妙。
走进大厦，你可以看到相当悦目的彩色地砖，十分考究的用料；盥洗室安装有三大件卫生设备，厨房间有煤气灶、不锈钢水斗、排气扇、配菜柜和组合吊橱；各个房间里安有电话插座、共用天线电视终端盒以及煤气红外线采暖，此外，一个顶天立地的壁橱加一个面积4平方米的独立储藏室的设计是大大地方便了入住者的生活。
让我强调这一点，从刘先生提出爱建大厦设想那一刻，这两幢大楼就不是为上海普通市民所建，这与稍后我们要说到的1989年诞生的瑞福大楼是截然不同的。
入住在爱建大厦的人
今日已90高龄的汪祖馨先生是最早一批入住者中的一个。当年，汪先生并非以侨眷身份而是以高级工程师身份入住其间，他回忆道，“彼时，任何一级的行政领导都不能入住爱建公寓，只有医生、教授或高级工程师方能够入住其间”。
汪先生入住的是110平米的102室，月租28元，加上管理费25元，一个月的住房开销高达53元，即使对高级工程师的汪先生来说也是一笔很厉害的开销，汪先生感慨道，“进的来，却没有条件，有条件的，又进不来”。
杨文龙先生是另一个入住者，他也不是侨眷。
1983年，杨先生工作在经贸部，当爱建大厦耸立而起时，爱建2号楼的11楼与12楼成为经贸部的特派办事处，杨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办公与居住的地方是1201室。
在爱建大厦做了四年半房客后，杨先生调回北京外交部，这一走，要到1995年方才回来。在北京或在国外大使馆工作的时候，杨先生的内心总是萦绕着爱建大厦的影子，他和太太都这样认为，等到他们退休后，如果能够拥有爱建大厦1201室这样一个单元，实在是人生的莫大幸福。
1995年杨先生与太太回到了上海，也是机缘巧合，他用48万人民币买下了2号楼的501室，作为当年爱建的第一批住客，曾经的居住经验让他知道，501室正是他和他太太的梦想之地。
接着要说到的是蔡言芬，一个属于侨眷范畴的女性。
遥远的1979年，当爱建大厦还是刘先生宏图大业中的一个构想时，她已经托香港的亲戚将100美元定金交到了爱建公司设在香港的办事处。随后，在约定的时间里，蔡言芬的亲戚将钱款汇到了爱建办事处账户上，20多万港币，当时折合成人民币10万左右。
多少年就这么过去了。不过，倘要回想起居住爱建大厦的感受，对汪先生来说，最为难忘的是似乎是这样两件事。其一，十分罕见的煤气取暖器，从厨房通到客厅，家家户户都安装着，在冬天的时候用于取暖；其二，卫星接收天线，汪先生记得，这是刘靖基先生作的特别申请，让爱建大厦的居民可以在1983年的时候便看到凤凰台的节目，他记得似乎还能看到CNN节目。
杨先生呢，他感受特别深的是爱建大厦中的24小时煤气供应，这让洗澡成了等闲之事，许多朋友因此会大老远赶来，在他这里蹭上一把澡。
青春在时光中悄然流逝
转入80年代下半期，在建筑上，上海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期。高楼产生了不少，也有了一些超高层，尽管数量还十分微弱。从上海宾馆始到静安希尔顿止，风格全都指向现代主义，尽管这种现代主义与密斯式的现代主义还有着不少差异。
在整体意义上，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产生的上海建筑完全无法比拟从1980年到1988年这八年的上海建筑。当然，这八年，由于种种原因，上海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具有世界性声望的建筑大师的身影。同理，也听不到他们的片言只语，约翰·波特曼没有到来，黑川纪章没有到来，安德罗没有到来，SOM与KPF没有到来，更不要说后来全球著名的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了。刚从“竹幕”后走出的中国上海还不足以引起世界建筑界呼风唤雨的那些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界也同样忽略了世界建筑界的云诡波谲，既忽略文丘里肆无忌惮的造反，也忽略了查尔斯·摩尔的嬉笑怒骂，同样忽略了菲力普·约翰逊老谋深算的反戈一击。
上海正小心翼翼但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头道大菜，它为自己拔地而起的高高身姿而感动不已，只是，更巨大的能量还需要等待时日加以释放，已经建成的建筑只是她进入加速度前的一次预告。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遥远的1980年代。
爱建大厦一号楼1001室，那时，入住这里的是上海《航海》杂志社编辑部。一个夜晚，编辑部主任曹忠全先生领着他的文学朋友来到了这里，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解放日报办公室主任的盛晓虹、上海医保局高级巡视员的郑树忠、上海舞剧院专业编剧凌耀忠以及自由作家邬峭峰，当他们陆续走进1001室时，带着五瓶绍兴加饭酒，还带着下酒的三黄鸡、红肠、方腿等。
数杯黄酒下肚后，酒精开始在他们的体内汹涌燃烧。到更深的夜晚，不可控制地，曹先生的这些文友们将吃空的酒瓶从高高的10楼扔向零陵路地面，当酒瓶子在深夜马路上清脆地炸响时，曹先生分明目睹到朋友们那一张张狂放无羁的脸庞，也听到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回荡在1986年的上海夜空下。第二天中午，曹先生小心翼翼地来到爱建公寓底楼捡起瘪得很厉害的钢精锅子，那是前一个夜晚文友们兴致所至后的其中一个结果。27年后，当曹先生回忆起发生在爱建公寓中的这段有些放浪的往事，他幽默而豁达地说，“对我们这些被整整耽误了十年的人来说，我们的青春岁月是完全滞后的，那次行为，就算作是对早已逝去的青春的一个纪念吧。”
我离开了曹先生，我想这也可以算作是爱建大厦所产生的生活方式之一，在遥远的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