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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方干诗卷》（美国）二石老人藏
《书方干诗卷》高20.2厘米，长187厘米，193行，3048字，均堪称东坡先生的鸿篇巨制。《书方干诗卷》无款，其真伪引人怀疑。
此卷作品流传有序，宋元以来诸藏家印鉴俱在，自赵孟頫至康有为诸家题识均极赞许，无一疑问。其细小的楷行书确为苏书墨迹的唯一，亦为《西栖帖》及明清诸帖所未有，是我们鉴赏和研究东坡书法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此帖首为南宋贾似道(1213-1275)收藏，卷尾钤有“似道”朱文印，继而为南宋末赵孟坚(子固)所有，故引首与字尾均有朱文“赵氏子固”方印，后入仇清父藏，赵孟頫于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五月一日在仇清父处跋之。元成宗于当年二月诏改元大德*，不知赵孟頫何故于五月时仍用旧年号。所用两印分别为钤在本文之后的朱文“赵氏子昂”和钤在跋尾的朱文“赵孟頫印”无误。其后为明代诸家题跋，重要者有文征明、董其昌、陈继儒三家。其说皆与赵孟頫同，对此帖的真伪毫不怀疑，对东坡的此卷小楷则极力推崇。赵孟頫称其为“绵裹铁”，文征明称其“全类九歌楚颂笔法”，陈继儒称其“精楷异常”。最值得提到的是卷尾康有为一段题跋：
生平不喜坡公书，观此乃赞叹其沉着，似见《张黑女碑》，而复化之，徒谓其从平原、北海、季海来，皆非也。此□写方干诗，几如万言细字，如痴冻蝇，笔笔皆精到。所写白麻纸藏之完好，千年如新，瑰宝哉！愿国人永永宝之。
此跋题于民国十二年癸亥四月。此跋借批评明洪武四年辛亥李善长一跋所称苏东坡师颜鲁公、李北海之论，而认为“似《张黑女碑》”。东坡此卷小楷确实不如其早年的《文与可字说》那样近于二王之书，该帖字字呈扁形，用笔多方折，是东坡向自己的新体转变期间的形体。至于说到《张黑女碑》，大约只在与其扁方这一北朝诸碑有共同性外，与《张黑女碑》只能就“沉着”二字内谈“相似”。康有为此论亦是其阐扬北碑的宣传之论，非可坐实。综上所述，元以来诸家对此帖是毫不怀疑，尤对其艺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在我们今天考辨之际，还是要提出两个问题来探讨：一、此卷无款；二、东坡何以用这样大的篇幅抄写方干这样第二流诗人的诗。
东坡平生以诗文驰骋天下，为他所尊崇的诗人如陶潜、李白、杜甫辈并不多。查其存世墨迹、碑帖所遗，仅有约书于元丰四年的《杜甫桤木诗卷》约书于元丰六年的《杜甫暮归诗帖》约书于元*皊二年的《杜甫奉观岷山沲江画图诗帖》元*皊六年所书刻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碑书于元*皊八年的《李太白仙诗卷》和绍圣三年所书陶渊明《归去来辞卷》等数帖。然对其中《归去来辞卷》的真伪尚有异说。不过，如果综观上述诸帖，倒是找到了与此卷的一个共同点，即东坡所书别人诗文除《醉翁亭记》碑以外皆不署自己的下款。也偶尔钤有自己的印章者，如《归去来辞卷》卷后文尾紧贴着钤有朱文“东坡居士”方印。这一点倒是引起我对此卷卷尾一方朱文大方印“子詹”的注意。此印以其古朴敦厚而不似明清诸家印，而“詹”字通“瞻”。《正字通》：
“瞻，古通作詹。”《说文·通训定音》：“詹，假借为瞻。”《诗·鲁颂·*宫·鲁邦所詹·集传》：“詹与瞻通。”无款，而钤一方“子詹”的字号名章于卷尾，是完全有可能的。
方干其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在晚唐诗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纪晓岚等在《四库全书·玄英集·提要》中云：
《玄英集》八卷，唐方干撰。干字雄飞，新定人，章八元之外孙。干以诗名于江南，咸通中一举不第，遂遁迹会稽。殁后，宰相张文蔚请追赐名儒沦落者及第，凡十五人，而干与焉。后进私谥曰：玄英先生，因以名集。
苏轼提到过方干是在《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中，此诗作于熙宁七年(1074)八月下旬访参寥、辩才之时。《诗集·查注》：“《咸淳临安志》：熙宁七年八月，苏文忠公同毛君实，方君武访参寥、辩才，遂宿西菩山，留题。”《诗集·王注张孝祥曰》：“按《于潜县图经》：毛君实，同尉方君武与东坡，于熙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同游西菩山明智院，石刻存焉。”
这首诗中道：
尚书清节衣冠后，处士风流水石间。
这其中的“处士”，即指方干。《诗集·王注任居实曰》：“方干，桐庐人。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然姿态山野，终不登第。当时号为方处士。后韦庄奏赐及第。”《诗集·邵注》：“《唐书》：方干，字雄飞，新安人。咸通中，遁于会稽鉴湖之滨，渔钓为乐，时号逸士。”这里所提到的方干其人及其生存活动时间均统一，唯其籍贯不统一。《四库全书·提要》定为新定人，是根据《玄英集》原序所述作传者即方干门人孙癭之说。考《旧唐书·志·地理三》：“遂安，后汉分歙县南乡安定里，置新定县。晋改新定为遂安。”
如《提要》所指地名非唐、宋时名，而是用东汉名。遂安在今浙江省建德市境内，即新安江上游地区。《王注》所言“桐庐”，去建德不远，在新安江下游即今富春江中游。《邵注》所云“新安”，亦是东汉、三国时地名，乃今浙江衢州市。宋人对唐人，特别是并未在新旧《唐书》立传的隐逸方干藉贯的各种误差是可以理解的，诸说皆可证明方干在浙西生存的大致区域。而东坡游临安、于潜间之西菩寺，论及方“处士”，当更近于《提要》所定之“新定”。东坡诗中之“尚书”乃推崇于潜县令毛君实先祖的夸话，而作为一个地方官的东坡对去宋不远的方干的追慕是其触景生情的实指。未见东坡有论及方干诗的言论，但以东坡其人对方干的诗才是应该有所推崇与取法的。
近人钱基博先生撰《中国文学史》中有专节论及方干并与司空图并列：
于时有以不第进士，而诗特有名；亦以味幽格瘦，自湔拔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而与司空图似者，方干也。干，字雄飞，桐庐人，始举进士，谒钱唐太守姚合。合视其貌陋，甚卑之。坐定，览诗卷，骇目变容，馆之数日，登山临水，无不与焉。咸通中，屡举进士不第，遂遁会稽，渔于鉴湖。然自咸通得名，迄文德，江以南，无有及者。……其为诗冥搜物象，刻意瘦炼，故与姚合同调；而七言律之气格清回，意度闲远，则于杜甫以外，自开一径，而为姚合之所未有。姚合特工五言，刻意苦吟，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而干则以其清瘦刻炼，并施之七言；以承元白温李之后，如餍肥鱼大肉，饷之蔬笋，入口清脆。
钱基博先生拈出三首五言录之以出，正好在东坡所书方干诗中便有两首：
江东寒近腊，野寺水天昏。无酒能消夜，随僧早闭门。照墙灯焰细，著瓦雨声繁。漂泊仍千里，清冷欲断魂。——《冬夜泊僧舍》
爱此栖心静，风尘路已赊。十馀茎野竹，一两树山花。绕石开泉细，穿萝引径斜。无人会幽意，来往在烟霞。——《詹衜山居》
此诗确有郊寒岛瘦、蔬笋清脆之概。然试录东坡熙宁七年秋游浙两诗，亦有陶韦孟柳之意：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騋。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至和无攫頭，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听僧昭素琴》
此两诗比之方干，犹多李太白、司空表圣之豪俊与雅致，但与方干暗合者多。钱基博颇欣赏方干七言，并举五首七言示之。而东坡却独赏方干五言。在此卷中所书方干诗六十二首，皆五言诗。这是因东坡七言与五言不同，东坡七言更兼李白杜甫气度，雄放俊逸，并更施以禅悦的理趣。我想，这也应该是东坡抄写方干五言诗审美倾向所在。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虽同意方干传人如孙癭、何光远辈的品评，如“气格清回，意度闲远”等，而认为“然其七言浅弱，较逊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无多，则又风会，有以限之也”，此论亦与东坡暗合。
《新唐书五·志·艺文四》：“《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方干。”
这与方干门人孙癭于唐乾宁丙辰(三年，八九六年)所作《玄英集》原序合：“收缀其遗诗三百七十馀篇，析为十卷。”
但《四库全书·玄英集》为明嘉靖丁酉(，1537年)其裔孙廷玺重刊者，只分八卷，诗三百七篇。而康熙四十六年(1707)曹寅等编纂的《全唐诗》则收诗三百四十七篇，较乾隆的《四库》本多出四十篇。可见版本已在流传中脱佚改变。但十卷本与八卷本也有大体相合处。东坡所手抄的方干诗六十二篇，与《全唐诗》和《四库全书·玄英集》在编目上均异，但主体部分皆合。本卷前二十八篇，即从《寄李频》至《涵碧亭》在《四库全书·玄英集》第一卷内，但其后七篇不同，而《全唐诗》则在起首处多一篇《采莲》。而《四库》本第一卷第三篇《中秋月》在东坡墨迹中和《全唐诗》该处均无。可见东坡所据本必为越中流传诸本中之一种。东坡在熙宁中通判杭州四年，游历浙中山水，其诗其书的风貌均与此卷同。而元皊中守杭三年的诗格书风又与前大异。其诗多沉郁瑰伟气象，尤其五言已在李太白、杜工部之间。苏诗本集载有元皊五年(1090)二月二十七日《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
此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山高路已断，亭小膝屡促。夜寻三尺井，渴饮半瓯玉。明朝闹丝管，寒食杂歌哭。使君坐无聊，狂客来不速。载酒有鸱夷，扣门非啄木。浮蛆滟金碗，翠羽出华屋。须臾便陈迹，觉梦那可续。及君未渡江，过我勤秉烛。一笑换人爵，百年终鬼录。
自熙宁五年(1072)已几近二十年光阴之隔，尤其已经过黄州五年的贬谪，世事沧桑，“须臾便陈迹，觉梦那可续”!与当年游于潜西菩寺而叹慕方“处士”的“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那种少年轻狂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陈寅恪先生撰《元白诗笺证稿》而以诗证史，于是，某可试证，东坡于元丰流黄州后，是不可能再对方干诗如此深恋而长篇累牍手书之了。因之，推断东坡书此小楷卷在熙宁中通判杭州时，是可以成立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公元1065年5月，苏轼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父亲魂归地府。按当时惯例，苏轼扶送灵柩回乡，居家两年后。公元1068年，苏轼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岁。从此，他再也没有还乡，从此，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岁月中，都成了镜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见半点波澜：“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又苏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句，苏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句，其豁达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时，却是万般悲伤：“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就是风流无双的苏学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贫穷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乡，而他偏不思乡。他是中国文人中罕有的一个异数，温和而倔强地反抗着人世的荒谬。中国的文人，往往都知道人生如寄，刹那芳华，但之后呢？不是试图及时行乐，就是躲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向隅而泣。放纵与自闭，两位一体。而苏轼，却说今天虽然夕贬潮州路八千，可谁知我明天就不会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离合循环，忧喜相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人生是一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戏剧，不到闭幕，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人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意味着一世挣扎的彻底结束。逍遥如苏轼，死神面前，又将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还是乌台诗案期间，苏轼不幸身陷囹圄。其时他和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方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乃把此事托付朋友，却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号。果不其然，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误送了熏鱼，骇得苏轼以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是苏诗中少有的凄凉之作：“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悲哀凄恻，不忍卒读。看穿人生万物如苏轼，还是迈不过这道槛，一样在死神面前胆战心惊。
不久，苏轼终知自己不过虚惊一场，但是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虽说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则可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但是，修之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见之于言；就是能见之于言，老师欧阳修也说了，“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既然如此，世间又有什么能够永恒？除了虚无，这个世界可还有别的底色？能参透这些，方得佛法三昧。这就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深有感触写下的一段话：“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这是的确的，能明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也就够资格成阿罗汉了。多年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奈何桥边时，他已不再恐惧，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是泯然众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来的念经学佛，终让他无我无相，物我两忘，有若金刚。
延伸阅读
苏轼《书方干诗卷》辨伪
一
前些年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收录了寓居美国的程琦先生收藏的二百馀件传世珍品，其中有苏轼墨迹二种，即《昆阳城赋卷》和《书方干诗卷》。《中国书法》杂志二零零二年第一期也刊布了这两件作品，并有专文介绍。《昆阳城赋卷》曾经吴其贞《书画记》、缪曰藻《寓意录》、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端方《壬寅消夏录》、陆心源《仪顾堂书画录》、完颜景贤《三虞堂书画目》等书著录。清人江湄曾把它刻入《职思堂法帖》，商务印书馆解放前曾影印墨迹行世。张伯英先生曾就《职思堂法帖》和商务的影印本做过考辨，斥为伪物（张伯英《法帖提要》稿本未见，容庚《丛帖目》、李天马《张氏法帖辨伪》都抄录了张先生的意见，大家可以参看），无须赘言。《书方干诗卷》最早经明代汪砢玉《珊瑚网》著录，后来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壬寅消夏录》等也递相著录。实则这卷所谓的苏轼《书方干诗卷》也是伪物，而且是一个不高明的伪本。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跋也不真，均出于贾人的有意作伪。我们没有见到作品的原迹，但从作品的艺术风格、文献文本、收藏印鉴等方面来考察，即使从印刷品上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请试论之。
按，《书方干诗卷》录唐代诗人方干五言诗六十二首，无款，以字作苏体，藏家遂命为苏轼书。后有赵孟頫、李善长、文徵明、项元汴、董其昌、陈继儒、张丑、康有为等跋。一个人早年、中年和晚年的书迹容或不同，但细细寻绎，其中自有脉络可通。这个卷子中的字结体蹇涩、用笔生硬，面目寒俭而气味轻薄。将传世信出苏公手笔的小楷书与这卷字迹少加比对，其书之为伪苏，一望可知。再从所书方干的六十二首诗的文本来看，则定非苏轼所手录者。《全唐诗》里所辑录的方干诗是以明代嘉靖丁酉年（一五三七年）方廷玺刊本为底本的。将《全唐诗》里收录的方干诗与这卷对勘，异文很多，大部分异文都表现出抄本的过录者于诗学一道并不高明。举例来说，《汝南过访田评事》“与物皆无累，终年惬本心”，此卷抄本作“与物皆为累，终年惬本心”，与全诗诗意正相左；《送饶州王司法之任兼寄朱处士》“留醉悲残岁，含情寄远书”，乃是的对。此卷作“留醉悲残岁，含情远寄书”，就破坏了原诗对仗的工稳；《晓角》“燕雁鸣云畔，胡风冷草头”，此卷作“燕雁鸣霜畔，胡风冷草头”，“霜畔”不词，等等。苏轼为李、杜之后有数的一大作手，即使他手录方干诗后无暇细加雠校，也不至于出现这种诗律上的低级错误。这样不高明的抄本，硬要记在苏轼的名下，真可以说得上厚诬先贤了。
二
《中国书法》杂志影印了八通跋语，不知是否录全。就这八通跋语来看，除了康有为的一通不能确定真伪，其他七通皆伪。
第一通为赵孟頫跋，云：
此宋学士苏文忠公手书唐方干诗也。干在咸通、乾符、广明、中和间为诗家工匠，江之南未有及者。五代人评其诗为高坚峻拔，故坡公手书六十馀章，为赵子固家藏旧物，今为仇清父所得。余在京师时，尝见此卷。或有议公书太肥，而公自云：“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棉裹铁”。今观此帖，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棉裹铁也。清父其宝之。元贞三年五月一日，水晶宫道人题。
其实，最早著录这卷子的明代汪砢玉就开始怀疑其真实性了。《珊瑚网》卷四记此卷云：
天启癸亥初夏，获观是卷及汉玉天熊，为王越石物。余时忽忽北征，以方诗无刊，录而返之。不及细玩苏书。后又见子昂跋公记迹，与此题语大同小异。殊可怪也。姑两存之，以俟鉴别焉。
汪砢玉在这里提到的“后又见子昂跋公记迹”，是指赵孟頫跋苏东坡书《醉翁亭记》。恰好《珊瑚网》卷四就收录了赵孟頫《苏东坡书醉翁亭记》的跋，不妨抄在这里，对比一下：
（《苏东坡书醉翁亭记》）北宋学士苏公东坡之笔，赵子固家藏旧物也。今为伯田冯先生所得。余在京师时，尝见此卷于高仁卿家，前后有子固印识，今业已乏，想为俗工裁去。讵谓神物而灾亦见侵如是？然而字画未损，犹幸甚耳。或者议坡公书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棉裹铁”。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棉裹铁也。夫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余见此，岂止一倍而已！不意伯田所得又几何。元贞二年四月一日持来求跋，聊为书之。吴兴赵孟頫。
显然，所谓赵孟頫《苏轼〈书方干诗卷〉跋》，乃系从他所作的《苏东坡〈书醉翁亭记〉跋》中撮抄而成者。细按伪赵跋，还有两点露出马脚。其一为年代。据《元史》，元成宗在元贞三年二月即改元大德，而此云“元贞三年五月一日”。古代容或有时因为地域偏远，短时间内不知朝廷改元而仍然沿用旧年号。如黄伯思《东观馀论》“跋景福草书卷后”条：“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为乾宁，此书乃是月作而犹用旧年号者，当是诏令未至燕地也。”考赵孟頫生平，此时他已经由大都返吴兴老家，朝廷任命他为太原路汾州知州，他没有赴任。虽然如此，他仍然是朝廷器重的大员，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湖州又非冷郡，改元大事如何不知。其二为署款。孟頫曾自号水精宫道人，然传世之信为赵子昂墨迹者，几无署水精宫道人款者。据《辍耕录》，自周密以“玛瑙寺行者”对“水精宫道人”，赵子昂遂屏弃这个别号不用。个中原委，启功先生《赵子昂帖跋》已发其覆，读者可参。（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北京第一版。）且“水精宫”不当作“水晶宫”，这已经是鉴别赵孟頫书迹真伪的常识。
第五通为陈继儒跋，云：
余刻《晚香堂苏帖》，恨得此最晚。坡公有《赤壁》、《归去来词》，皆精楷异常。方干隐于严州，范文正祝之于客星间，宜老坡手录其诗，无一字放过也。眉公。
这段跋也多破绽。我没有读过《晚香堂苏帖》，据容庚先生《丛帖目》，《晚香堂苏帖》并没有收这个卷子。“余刻《晚香堂苏帖》，恨得此最晚”，“坡公有《赤壁》、《归去来词》，皆精楷异常”等，也都是无的放矢的话。“方干隐于严州，范文正祝之于客星间”，事见宋方勺《泊宅编》，云：
前世法书名画有传之秘阁者，谓之阁本。流俗看书，但云阁本则翕然称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处士方干配严光位。干为御史方蒙远祖，下鸬鹚原取画像，家无以塞命。乡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间，有旨下诸郡，取前贤所写真，命所在如法图进。睦守以严、方应诏。后人见玄英之像，岂不谓之阁本哉。
但伪造的陈继儒跋却将“客星阁”误作了“客星间”。按《明一统志》卷四十一“客星阁”条：“（客星阁）在钓台书院内，取汉史客星犯帝座之义为名。”则“祝之于客星间”是何辞？陈眉公语妙天下，岂能有此。“宜老坡手录其诗，无一字放过”也理有未合。方干诗在明代有嘉靖丁酉年（1537）方廷玺刊本，清代编辑《全唐诗》，所收方干诗即据此本录入。拿《全唐诗》所收方干五言诗与这个抄本对勘，这抄本遗漏的篇目很多，如何说得上“无一字放过”呢？陈眉公要真来写这个跋，不会草率到连刊本的方干诗也不看，就信口雌黄的。
第六通为张丑跋，云：
晁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万历辛亥季秋望后长洲后学张丑书附苏公手录方干诗卷后。
按，这段跋语见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却不是他自己的话。张丑这部书的通例，不但每一件名迹的跋语都详细著录，还把前人著作中对这作品、作者的评论都辑录下来。卷八在著录所见苏轼作品后，就辑录了历代名家的评论，其中就包括这一段跋，还著明这段话抄自《苏长公外纪》。《苏长公外纪》是明代王世贞编的，《弇州山人类稿》收了他为这书写的序，还收了他托朋友帮忙梓行这书的尺牍。作伪者真是粗心，他以为《清河书画舫》既然是张丑的著作，要伪造张丑的跋语，正好这书里有一段现成凑泊，就照抄了事。这段伪跋对我们推测《书方干诗卷》作伪年代的上限有帮助：《清河书画舫》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616），那么这卷伪苏书的出现一定不早于万历十四年。作伪者肯定读到了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才冒冒失失地来做文抄公。
既然前面的赵孟頫跋、后面的陈继儒张丑跋都是伪物，那么夹在中间的所谓文徵明、董其昌的跋语，其真伪也就可想而知了。
八段跋语中离我们时代最近的，是康有为的一段，云：
生平不喜坡公书，观此乃赞叹其沉着。似见《张黑女碑》而变化之，徒谓其从平原、北海、季海来，皆非也。此卷写方干诗几如万言，细字如痴冻蝇，笔笔皆精到。所写白麻纸藏之完好，千年如新，瑰宝哉！愿国人永永宝之。
我不熟悉康有为书，单从书法风格上难以断定其真赝。即使真出于康有为的手笔，也使人发一大噱，只能当作他捉弄人的玩笑话来看了。“生平不喜坡公书，观此乃赞叹其沉着”，难道这卷写得比《寒食诗帖》等赫赫名迹还要沉着吗？“似见《张黑女碑》而变化之”、“细字如痴冻蝇”云云，简直等于骂人有目无珠。有谁赞扬人的书法如“痴冻蝇”呢？此老英雄欺人，惯于大言。据说有人请康有为作跋，他老先生提笔便写：“未开卷即知其真”，真妙人也。
三
这卷伪苏书还有一段大收藏家项元汴的跋，云：
宋苏文忠公手录唐方玄英诗。明项子京珍秘。原价捌拾金。
下面有“项元汴印”、“墨林生”两方印章。另外卷子上还有“墨林山人”、“墨林秘玩”、“平生真赏”等几方印章。项元汴的藏品没有专门著录过，这个卷子到底有没有经过他的藏弆呢？这个跋上的语气和项元汴的风格很接近，但所钤印章分明出于仿刻。看来作伪者仔细研究过项氏的印章，所以仿刻的水平还不是太差。传世的赫赫名迹上许多都钤盖有他的同文印鉴，不难找到。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仔细比较，那真赝是不难判断的。钤盖印章时，印泥的厚薄以及钤盖手法、钤盖对象的质地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效果，但出于仿刻者，不过徒具优孟衣冠罢了。我的老师蒋峻斋（维崧）先生指出了印章方面的问题，谨记于此。
二零零四年孟春，伏沈黄室稿。（靳永）
苏轼 《表忠观碑》(明)陈柯刻本
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石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分四石两面刻，每面正书六行，行二十字。明嘉靖三十六年知府陈柯重刻。故有宋刻本和明刻本之分。
此碑颇近颜真卿《东方画赞》，风格以清雄二字概括。前人评此碑“比之蔡君漠，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铭词是苏诗之佳者。”此为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