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心语‧人间世
功名与成见，
统统抛一边。
虚心淡泊如童年，
待人接物似神仙。
人力诚有限，
主事更在天。
竭尽全力去操办，
心平气和神可安。
逆势多艰险，
顺物可幸免。
审时度势灵机变，
通晓物性最关键。
有用遭踏践，
无用寿可延。
门庭若市生杂念，
韬光养晦方圣贤。
天上宫阙不胜寒，
逍遥何似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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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心语》之“人间世”选自Die Deutsche Sammlung《德意志诗集》
在《庄子‧内篇》中，一些核心的观念得到反复地讨论。一个观念在前一篇中被提及之后，会在后一篇中做进一步的阐释。简短的“养生主”篇只是简单提及几个基本的养生原则。从“人间世”篇开始，《庄子》进入对诸多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深入讨论。在余下的四篇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同观念的进一步重复讨论，另一方面每一篇都引入了新的观念。所以在四篇中，对人生和社会的讨论在稳步地推进。与“齐物论”和“养生主”篇中总体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相对，这些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具体讨论可以看作《庄子‧内篇》的“外王”部分。
“人间世”篇以一个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开始。在《庄子》中出现如《论语》中的孔子师徒的对话，咋一看让人觉得有些奇怪。这一方面表明，儒道两家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水火不相容。另一方面，我们对《庄子》中孔子的观点和主张同时也要采取一些保留态度。《论语》中孔子的语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孔子的观点，而对于《庄子》中孔子所说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归给孔子本人。这在西方哲学中有类似的现象。苏格拉底是柏拉图一些对话的主角，但他与真实的苏格拉底并不完全吻合。和柏拉图一样，庄子很可能是借孔子的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孔子师徒对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卫国有一个任性孤行的暴君，他挥霍国家的资产，对臣民施以暴政，弄得民不聊生。颜回想去感化卫君，向孔子请行。孔子劝颜回不要去，说他不可能感化卫君，弄得不好最后连性命都难保。
在孔子师徒的对话中，“养生主”篇篇首一段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这里我们看到“德荡乎名，知出乎争”的观点。“德”是对道的体悟，“名”就是某种名分。追求名分就会损坏对道的体悟。这里的“知”正是“养生主”篇中“知也无涯”的“知”。显然，它不是知识，而是是非，纷争所围绕的你是我非。这种“知”显然与“名”相关联。庄子把名和知称为两个凶器。
孔子对颜回说，你去化卫，并不是为了某种名分，然而卫君这样的好名之徒肯定会以为，你是为名而去。结果他很可能会杀你。此外，孔子又以史为鉴，说尧禹之时丛枝、胥敖和有扈等国的国君同样荒淫无道，尧禹感化不得，结果只好把他们灭掉。
在对话的最后，孔子提出“心斋”的观念。“斋”的通常意义是戒食酒肉。孔子说，那是祭祀之斋，与心斋并不是一回事。但事实上，心斋还是从通常的身斋引申而来。身斋是为了免除酒肉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心斋同样是要戒除一些思想观念，以免除它们造成的负担。身斋是要让人的身体不要太累，心斋则要让人的心灵不要太累。
上面所说的功名利禄和是非成败是人心最大的负担。除此之外，还有成见。一味地固守成见同样会给人心带来负担。这些负担都是对心灵的限制，是自由心灵的羁绊。心斋就是要戒除这些限制，使心灵处于无待的状态。无待之心是通达逍遥的必要条件。心斋最后要实现的也是虚空淡泊的状态，即虚心。然而虚心显然不是无念无识，头脑空空，而是无待，即不受任何观念的限制。
我们通常说要虚心学习。这里的虚心与上面的虚心有紧密的联系。虚心学习，主要是要避免成见的影响，不要自以为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知识。人在童年时期对许多事物充满好奇，学习起来不受任何先入之见的影响。这是人的一生中虚心学习的黄金时期。成人要做到虚心淡泊则需要通过修炼。修炼到一定程度则又可以称为童子，于是便有童心未泯。
虚心只是手段，目的仍是自由地游走于人世之间。虚怀是为了应物。人生沉浮不断，变化无常，只有无待的虚怀才能很好地应对人生中无常的变化。这是虚怀应物的要义。
孔子师徒的对话之后，紧接着是以孔子为主角的另一个相似的对话。这里首先发问的是叶公诸梁。诸梁受楚庄王的差遣，出使齐国。由于重任在身，诸梁非常忧虑，对出使中会发生什么事很担心。于是他就请教孔子，有什么好的应对策略？
孔子回答道，侍奉父母和国君是人难以逃避的天职。孝忠的最高境界是心平气和地履行自己的天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可奈何的东西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我们把不可控制的东西看作命，然后安心地对待它，这是德的最高境界。显然，这是在进一步阐释“养生主”中简单提及的安心顺命的观念。
在接下来的几则寓言故事中，庄子进一步对安心做了解释。总而言之，安心是中和之心。“中”是适中，避免走极端；“和”是平和，避免感情化。事实上，安心仍然是要去除心灵的负担。在这种意义上，安心也是虚心，是心斋的延伸。
上面我们已讨论的观念，包括虚怀应物、摈弃功名、安心顺命、冥极守中等，在“齐物论”和“养生主”篇中都曾出现。这里的讨论算是对上述观念的进一步阐释。“人间世”篇的后半部分则涉及两个新的观念。
从螳臂当车开始的三则寓言故事阐述了一个新的观点。上面我们谈虚怀应物和安心顺命，表面上会给人一种比较被动的印象。实际上虚怀和安心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因为两者建立在对事物积极把握的基础上。只有对事物有清楚的把握，我们才能做到不受不切实际观点的束缚，才能做到心平气和。
螳螂愤怒地举起自己的双臂，试图去挡住车辙，是由于对车轮的力量没有清楚的把握。养虎不能喂它活的动物，也不能喂它整的动物。喂活物时，老虎会因杀心生愤怒；喂整物时，老虎会因需要把食物撕碎起愤怒。老虎一旦发怒，很有可能会伤及养虎者。同样，养马者即使一直对马关爱备至，如果一不小心触怒了爱马，也可能被它踢死。
这三则寓言故事明确地表明把握事物本性的重要。如果我们顺着事物的本性行动，就会得到满意的效果；相反，如果我们逆着事物的本性行动，就会得到不想要的结果。顺应自然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这必须建立在清楚认识自然，把握事物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可见，这种顺应的应物方式不是被动地听之任之，而是在主动认知基础上的积极应对。
最后，我们遇到了庄子哲学中又一个基本观念，即无用。至此，无用的观念只是在作为总论的“逍遥游”篇的最后有所讨论。在“人间世”篇的最后，无用的观念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当然，这仍然是通过多则寓言故事来实现。
在第一则寓言中我们读到，一位石木匠从鲁国去齐国，路上看到一棵栎社树。这棵树高大得参天蔽日，引来了众人围观。石木匠却看都没看一眼，继续赶路。徒弟不解地问道，如今我们见到了如此好的木材，师傅为何连看都不看？师傅答道，那树做什么都不中用；正是因为没用，才长这么大的。
晚上栎社树出现在石木匠的梦中，它对木匠说，你只知我无用，岂不知我用心良苦才最终实现了这一点。你看那些果树，正是因为它们的果子好吃，结果被弄得小枝泄、大枝折；许多最后半道夭亡。而我，正是因为于人无用，才活到如今，长得这么高大。
接下来的几则寓言都是在表明无用的用处。还有一则寓言讲到一个身体畸形的人。他驼背到脸贴肚脐，显然是一位无用之人。但是正因为他有残疾，才没有被征召入伍和服劳役。后来国王开恩，向民间施惠，他又因为残疾得到了特别的赏赐。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无用非常有用的故事。
正如“庖丁解牛”一样，“匠石之齐”寓言的本身道理就很明白，中学生读了就能理解。然而，正如我们对待“庖丁解牛”一样，我们同样要追问“匠石之齐”更深的喻意。
在“养生主”篇中我们讲到，“庖丁解牛”的隐喻是无为处世的原则。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费力气地有所作为。无为说的不是做事的成效，而是做事的方式。无为处世就是要抛掉不必要的包袱，轻轻松松地生活。和无为一样，“匠石之齐”中的无用也有特殊的含义。这里的“用”不是人生基础意义上的用，而是某种特定意义上的用。
用总是指向某种目的，以它为参照。一样东西有用，因为它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目的为参照，一样东西便谈不上有用没用。山中的岩石，在自然界中既不有用，也不无用。但是，与人类建造房屋的需要联系起来，岩石便可以有用或无用。在这种意义上，坚硬又易切割的大理石很有用，而疏松易碎的砂岩没什么用。
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生的意义就源自目的性。换句话说，人生如果失去了目的，也就丧失了意义。当一个人活得索然无味的时候，人生的意义就变得很渺茫。正是基于人生的目的性，用是人生的一个基础要素。人生的目的性使得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有用或无用。这是人生基础意义上的用。
从人生基础意义上的用衍生出各种具体的用。上面提到的岩石的用就是一个例子。区分各种用的标准正是用所参照的目的。人生基础意义上的用参照的是人生的基本目的，而岩石的用参照的是人类建造房屋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目的。
有了这些对于用和目的的总体认识，我们现在可以深入解析一下“匠石之齐”寓言中用的结构。石木匠说栎社树无用，这种用参照的是人类建造各种木制产品的目的。在这个特定的用中，栎社树只是被看作木材。与此相对，栎社树则有不同的追求，或目的。它的目的不是最终做一块好木材，而是不受干扰地享尽天年。以这个目的为参照，石木匠所说的无用正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因而具有大用。
最后我们只需阐明“匠石之齐”寓言的深层隐喻。联系“人间世”篇篇首对功利的讨论，庄子此处意在区分功利之用与人生的大用。在庄子看来，逍遥游，自由地游走于天地人世之间，是人生的根本目的。而对功利的追求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功利构成逍遥人生的障碍，是因为它们限制人性的自由发挥。具体来说，利局限于物质的层面，而现世的功名总是屈就于一个时代特定的社会体制和价值体系。在功利的标准下无用，正是摆脱功利限制的手段。这种无用对于逍遥游的人生目的来说则有大用。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无用和无为的共通之处。在功利的标准下无用，我们就可以摆脱功利的限制，追随自己的本性自由地生活。而摆脱了功利之累以后，我们同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惬意地生活。这正是无为处世的要义。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儒家入世，而道家出世。这种观点的形成源自儒道两家在大一统帝国时期的不同历史命运。庞大的帝国需要一整套体系化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来维系。维护周礼的儒家正是应了这个时代之需，最终成为大一统帝国的主导思想。淮南王刘安在《鸿烈》中拟定了一整套以道家为指导思想的治国方略。书本呈献给汉武帝时，武帝对书本身很是赏识，但却不愿采纳其中的治国理念。仔细想来，极力追求个人自由的道家的确不宜治理庞大的帝国。结果，儒家成了传统体制的代表，而道家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
只是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谈儒道两家的入世出世之分。在现世的体制之外，儒家同样有超越的追求。另一方面，道家虽然轻视现世的体制，但同样是积极入世的。只不过这里的“世”不是现世体制意义上的世，而是人间世。道家哲学关注的核心同样是人的生活世界。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也只存在于人世之间。从这个角度着眼，孔子成为《庄子》的主角其实并不奇怪。儒道两家原初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正是对人世的核心关注。而这也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
超越时间的涅槃和遥远的天宫总是给人清冷的感觉，而人间却洋溢着暖意。
篇首图片：无用散木，取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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