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句话充满了蔑视。
赵匡胤“一条杆 杖打遍天下七十四军州”，是凭武力夺得天下的。
他对于“没铲过滂 田墈，没使过七斤半”的读书人，其蔑视十分自然，发自内心，“改也难”。
但他后来毕竟还是改了。在治理天下时，他慢慢认识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因为读书人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方面， 还是有本事的，而且本事可能比自己还大。
于是他转而“重文”，死后还留下了一块“戒碑”，告诫嗣位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好名声。
当然，读书人如果不通世务，只知道咬文嚼字，而且翻来覆去 炒的全是现饭，也会使人倒胃口。
《千字文》最后两句“谓语助者， 焉哉乎也”，通常都用“焉哉乎也”或“之乎者也”来形容读书人的酸腐，便是普通人对咬文嚼字的反感。
——节选自钟叔河《念楼学短》
关于宋太祖立碑不杀士大夫的故事始见于陆游写的《避暑漫抄》。该碑原文有三：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陆游本来就是士大夫，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并确定。正史里其实并无记载，倒是很多其他的野史对此事有过提及。
宋徽宗所绘《听琴图》中的宋朝士大夫形象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三朝北盟会编》）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曹勋传）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挥麈后录》）云太祖于太庙立有誓碑,其中一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避暑漫抄》）
按道理来讲这种事，皇帝本身其实没什么忌讳的，但为什么史官们并无记载。
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本身这件事就是捕风捉影，是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
其二，若此事昭告天下，那么等于士大夫有了免死金牌，如何管理，所以只能背地里告诉历届皇帝作为一条行事准则，而不事张扬；
其三，宋朝本来就对文人比较宽厚，宋太祖立此事，因为他是以武官马上得的天下，可能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抑制武官权力，生怕有人又来一次黄袍加身。但又不想做的太明显，激发武将集团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而事实上，虽然宋朝对文官比较宽松，但要说宋朝不杀士大夫却是虚言，至少立此碑的太祖皇帝在位期间就杀了八十来位士大夫。
只是后来越杀越少了，到了南宋基本看不到有诛杀文官了，遍地流放而已。
同样是《蓼花洲闲录》，有一句话也出于此：“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杀与不杀都很头疼，宋朝皇帝当得真不快意！
备注：“士可杀不可辱”最早语出《礼记·儒行》：“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写于乙亥年八月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