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读乡贤葛康俞《据几曾看》，脑子里萦绕着关于业务工作的思考，那就是：书画鉴定与书画创作。
书画鉴定，顾名思义就是判定一件书画作品的时代、真伪并品评其价值的一项专门性工作。书画创作，是指创作者为表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书写、绘制出书画作品的一项艺术活动。书画鉴定由对书画的赏及鉴两方面组成。欣赏是人的主观认识，寻求愉悦，而鉴定是人的客观认知，更讲究分析、研究、求证。书画鉴赏，赏是前提，具备赏的能力才会有鉴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欣赏的能力，书画欣赏能力是慢慢养成的，热爱艺术或者有接触感知艺术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良好的家庭环境是第一步，还需学校、工作及环境等熏陶。某类艺术看得多了自能欣赏，如果要求不高仅此亦可，但若想弄懂一门艺术可没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要想欣赏一门艺术，就必须得从事这门艺术的实践”。
有学者归纳了书画欣赏的两种类型：一种为文学性欣赏，欣赏者有基本的文史知识，对书画作品能评读诗文、了解创作背景，对书画更多是文学情趣的认知和理解；一种为书画内行欣赏，欣赏者不但熟知文史，且掌握笔墨技巧，能识得作者笔墨之师承及功夫深浅、个性特征、有无创造成分等，进而辨别优劣，评品书画之高下。
欣赏能力是鉴定工作之基础。任何一项文物的鉴定都没有特别的诀窍，无非是综合信息的比较。鉴定工作者拥有的知识越多、越深，就越有能力解决问题，书画鉴定也不例外。鉴定者的综合修养、专业基础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前提，而专业基础中的书画实践能力可谓重中之重，因为书画鉴定的本体是认知、辨别书画创作者的笔墨。鉴定是目鉴，笔墨是鉴定工作者视觉直观印象，也是最本质的认识，因为笔墨表现了书画家的个性特征及作画习惯、技巧。谢稚柳《鉴余杂稿》中有：“鉴别，并不排除任何旁证。但它必须在书画本身判定之后才起作用”，对“书画本身的判定”就要依赖鉴定者对于笔墨的认知。
▲谢稚柳《秋日鸣禽图轴》
鉴定工作者该如何提高笔墨的认知能力，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中说：“我幼年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为了要求有切身体会，学看字又从写字入手。自从对写字的用笔有了门径，感到看字也就比较深入……一个不受个人爱好所局限的画家，在鉴定绘画时在某些地方比不会画的人占便宜，就是因为他能掌握作画用笔的缘故”。由多看书画到创作书画，这应是书画鉴定工作者的必修课。其实宋人邓椿《画继》就提道：“自昔鉴赏之家，留神绘事者多矣”，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到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鉴藏家大都在书画上有所建树。
书画创作是理解笔墨的唯一途径。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为研究清代前期书画专门临习董其昌法帖，为辨别清代前期传世书画提供了便利。研究新安画派，便临习一些渐江的书画，感悟渐江的冷逸，慢慢领略到以渐江为旗帜的新安诸家画作的布局、笔法、墨色、题款等，在临习中留心引首、诗塘、边跋、尾跋、收藏印等，在此过程中又获得了新安画家同明遗民、清初地方官吏的复杂关系，增进对新安画派及当时遗民画家的认识，提高鉴定新安诸家及追随者的作品的能力。
书画创作让鉴定工作者更易认知书画的时代气象和个人风格。例如：姚鼐作书大字往往好用软毫，小字却好用稍硬的兼毫，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他的行笔中都有露锋，“以尖笔作方阔字”是他始终的特点。黄宾虹早期作品中多方折之笔，而中晚期作品用笔多藏而不露，以圆笔代了方笔，这是因为黄宾虹中年以后好用秃笔作篆籀法。
书画创作让鉴定工作者更了解同时代的书画家，为鉴定近现代书画家画作带来方便。谢稚柳少年时即随其兄结识张大千，对张氏的师承、性格、生活等方面了如指掌，因此鉴定张氏兄弟画作定是比别人更可信。还有启功、徐邦达等，他们从小习书作画，年轻时即活动于京津、沪杭等书画艺术圈内，那时期如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金城、沈尹默、潘天寿等名家，或是三位鉴定家的老师，或同在一社团为忘年之交，他们熏沐其中，对笔墨线索了解清晰，鉴定工作也驾轻就熟。
2月，第二批《1949年已故着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出台。如果我们在国家未公布限制出境鉴定标准之时不去研究这些书画家，或者我们没有书画创作的积累、不识笔墨，那么出台标准后，我们能立马鉴定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吗？显然做不到。只要坚持画画、写字、研究笔墨，自能熟知这批画家，即可解决问题之大半。
书画鉴定工作者一定要保持书画创作的习惯，深研笔墨、参透文史，方能于此艺游刃有余。
编辑：蔡 苎
审核：李一鸣
本文刊登于9月3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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